“不喜欢，”我说，“但对身体有好处。”
天空湿漉漉的，我恍惚地走在马路上，已经没有车。我想回家，但我爸应该不会给开门，他会装作睡觉，他很擅长装睡。
在一次同学聚会上，我同一个以前有过交情的女人单独离开，来到一个咖啡馆。她先是说了一通对我非常钦佩的话，我听着很高兴，连自己都要钦佩自己了，我以为要去旅馆的时候，她说想听听我对结婚的看法，因为她快要结婚了。我心里突然有一种诡异的喜悦，不知从何处而来，我讲起自己的一段经历。
我走了一会儿，就到了会计家的楼下。我想一进门就抱住她。我浑身上下都充斥着龌龊，以至于我努力睁开眼睛，但发现周围的一切都不能安抚自己。我只想抱住她。
她说：“你要干什么？”
我说：“人呢？”
这个人已经在此工作了数年，他好像脑子不太够用的样子。老板听到他辩解非常生气。那个胖子永远也不知道老板为什么会生气。老板生气的原因是，他觉得我们都在吃屎。
紧接着我便找到第二份工作，是一所培训机构。每天需要乘坐两个小时地铁，抵达城市的另一端去坐班，看些东西，他们会交给我一些文稿修改拼贴，然后贴到网站上。这样三周之后，他们告诉我试用期结束了，我做得不错，可以雇用我。但当时，我身上的钱已经用完了，不能继续留在北京。我跟母亲说，我找到了一份工作，但我没钱住在这儿，母亲告诉了父亲，父亲让我赶快去死。
当夜，我回了家。我向母亲要了些钱，我告诉母亲，我要回去重新考学，我得步入一个新的环境，否则就活不下去了。母亲偷偷塞给我五千块钱。
女同学说：“你在瞎扯。”
我往楼上走去。敲了门。
接着我听到远处的几个宿舍里有翻东西的声音，一定是在找武器。
她说：“你喜欢打羽毛球吗？”
我扛着机器去了，婚礼在一个广场上，我还接到会计的一个电话，她告诉我，她已经中断了和老板的关系，我们的生活可以开始了。
整整一个晚上，我都在自我谴责中度过，我从不知道自己骨子里竟是一个如此卑鄙的人。我欺骗了朋友，也欺骗了会计。我知道这一夜之后，我们的关系会非常稳固，我想住多久就住多久，我也许会同她生个孩子，把孩子养在家里，告诉母亲我有了一个孩子，还有了一份工作，平时上班就是看看报纸，然后去拍摄别人的婚礼，剪辑成录像交工。我们会把孩子养育得很好，给他世上最好的书看，让他聪明得像个月球一样。
那一天大家都顺利度过，每个人都仿佛被洗礼了一样，而公司也可以青云直上。我去参加了公司的打羽毛球活动，老板也参与了，他夸赞我羽毛球打得真好，小伙子前途无量。他一定不知道他的情妇是因为我离开了他。而此时，会计一定在楼上浇着花，也许她怀了孕，不过谁知道那是不是我的孩子呢。生活充满了神秘感，好像我以前读的
《山海经》一般。
这次的会开得非常成功，使我们几个职工在吃饭的时候，有了可以吐槽的对象。我同另外两人在公司周边吃午饭，他们乐此不疲地跟我讲老板的坏话。说老板拖欠工资，动不动就罚款，他有家室，但是跟会计好像有一腿。那次会议结束时，老板为了提高我们的工作热情，买了四副羽毛球拍，让我们每天下班后，在公司的院子里打半个小时以上的羽毛球。
会计还告诉我，明天将会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个涉黑老板的婚礼，场面非常大，我需要跟着去拍摄主机位，因为老板认为我拍得好看。
我能安慰自己的是，也可能我就像不曾存在过一样，这世上不多不少我这块料。有天我好像突然看到了那个教工朋友，他抱着个大箱子，对我说：“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在卖烟，其实不差，能赚不少。”
不知不觉我走到了一个大学校园中。我想起在这所学校里，我有个朋友留校了，他住在校工宿舍。我打了个电话问出他的宿舍号码。他在电话里告诉我，他最近要结婚了。真为他感到高兴。
“卖给学生，狗操的学生。”他说。
就在那天，那个很瘦的青年因为打羽毛球扭伤了脚，于是我和会计送他去了医院。他当然没什么事，只是扭伤了，但他走出急诊室时已经找不到我和会计了。从那之后我就住到了会计家里。
然后我就在半夜出了门，去大街上溜达。其实我不太想回家。我沿着路边走，看着每根肮脏的电线杆，从一米左右高度的地方开始就沾着尿渍，一直延伸到地面。这个城市的所有人，不论男人、女人、小孩、老头、狗，都在电线杆底下撒过尿。想到这个城市跟我一样龌龊，我沮丧的心情顿时好了。
我问了他这些香烟进价有多少，他都告诉我了，大概只有卖价的一半，如果是假的就会更便宜，他还告诉我哪个近郊的假货做得最不容易分辨出来。
朋友把我推了进来，我们关上了门。
既然不知道，我就又拆散了一段婚礼，也许那时的大学教工同学也因为挨了一叉子推迟了婚礼。
他笑着说：“我知道。”
我走到她的楼下，看到窗户亮着灯，老板此刻应该还在上面。究竟该做什么呢？我从旁边的垃圾桶里翻出一根拖把棍，用脚碎了它，又把手上的血抹在脸上。
然后她突然眼眶湿润，她一定以为我是为了她想杀掉老板。她抱着我，看起来特别需要我，我摸着她背上胸罩的印痕，我又想起围墙上的那些印记。我也哭了，抱着她。
那些雇主想要的，是在婚礼中表现他们有多么美丽，很多亲人朋友在旁边祝贺他们，鞭炮冒着泛着潮气的腐臭的烟，人们在烟雾中穿梭。新娘用厚厚的粉底遮掩着脸上的戾气，但戾气有时会冒出来一点，在她觉得自己还不够美丽的情况下。
我在会计家住了一周，然后有一天，会计说我今天不能回家，因为老板要来。我说他可以不来吗。她说不可以。我说我不想走。
会计见了我，非常吃惊。
第二天我跟着另外两个职工去拍摄婚礼。
这时，我听到门外有啤酒瓶子爆掉的声音，然后是叫骂声，我和朋友开门出去，发现走廊的另一端浩浩荡荡涌过来五六个学生。
女同学听我讲完，她说她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不想结婚了。
我点点头。我问：“你们好了几年了？”
“卖给谁？”我说。
我的办公桌没有电脑。在最初几天里，我每天八点十分就到公司，坐在椅子上，等着派发工作。我会从旁边的桌子上抽两份报纸，看到十点钟，如果这时候还没有任务派发下来，会计就会让我给办公室的植物浇浇水。头一个月依然是没有工资的。母亲说我这样做事情，会一辈子都吃不上饭，我告诉她，在此以前，我都很少看报纸，看报纸让我知道做什么可以吃上饭。为此，在一天下午，老板召集所有人开了会，会上主要批评公司里员工的工作态度问题，还说有人从他办公室里偷他看完的报纸，一上班就去看。我就看着那个肥头大耳的大胖子，我一般都从他那拿报纸，他看了看我，急忙辩解报纸是他自己买的。
我和朋友坐在被子垂到地面的床上，被子的边角上可以看到鞋印，我们抽着烟，聆听隔壁的动静。有嘶喊声，还有棍棒敲打在肋骨上的声音，那力度应该是可以敲断几根的。
我和他干坐着，他问我为什么来找他，我说学校的围墙上有一个神秘的记号，顺着指引我就来了。
他说：“五年了。”
她说：“我也不喜欢。”她说话时我有意识地观察她的脸。非常娇小，肤色白皙，还算好看。我觉得自己非常猥琐，就结束了关于羽毛球的愚蠢对话。我跑下去打羽毛球了。
在我沿着校园走的时候，我看到学校的围墙上，就是红褐色碎石子砌的那种围墙，在正中间，有一条凹进去的槽，沿着这条凹槽，我看到了干涸的，有粗有细的，一直涂了几百米的屎。这个围墙的印象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以至于当我到了朋友的宿舍，似乎还能闻到那股臭气。
“因为我跟她去了她家，她问我住哪，我说跟父母住一起，她说你住到我这儿吧。然后我就住了下来。”我说。
到了现场，我从没见过场面如此巨大的婚礼，包括以前参加我表姐的婚礼，她嫁给了一个有几家4S店的老板儿子，但规模也比这次的婚礼小一半。在婚礼上还出现了保镖，在那几个保镖中，我真的遇到了以前在武术队的那个师兄，跟老板长得很像的那个师兄。他没认出我，我因为扛着摄像机，不方便去跟他打招呼。当我把镜头对准他的时候，在取景器里，他的脸让我想起了那段习武的时光，一段信心十足，希望如春季柳絮一样泛滥的时光。那时我父亲还会骑着自行车带我沿着湖边跑步，回家后给我做一顿夜宵，拍拍我脑袋说锻炼可以使人长得高大。
有一天，工作结束，会计留下了我，给我做思想指导。我坐在她面前一米开外的椅子上，她穿着短裙，领口也很低。当她意识到我在低头看她时，我过了几秒才转过头玩弄鼠标。过了一会儿，她让我和她一起浇花。这些植物长势都非常好，生命力极其旺盛，透过窗台的玻璃，可以看到下面十来个职工在打羽毛球。
我还是找到机会跟师兄说了几句话。他告诉我，“今天是他们老大的婚礼，大家都很高兴。”我以为他得给我几句人生忠告呢，或者他的武术现在用在什么地方。有什么人要给我解释什么呢，当我意识到，自己已经够糟糕的时候，别人还要向你解释什么呢？
朋友说：“下个月我结婚，到时候你来啊。”
公司很小，有六个职工，其中一个会计，一个老板。老板长得很像以前和我在武术队训练的师兄，脖子粗短，躯干像几块方砖拼成。另外三个职工，都二十五岁上下，有一个肥头大耳的是老板的外甥，一个肤色黝黑的外地人，还有一个负责后期工程的瘦削青年。我很喜欢这个瘦瘦的青年，他通常都不太讲话。
我问她为什么，她说不知道。
他们操着棍子、铁锨，走到我们身边。其中一人挑起根水管指着我的朋友说：“没你事，你别管。”
我觉得那段时间，我所谓的美好生活，就是跟一个未婚女人住到一起，我们每天分头去公司上班。有一次我回家，想告诉父亲我最近的美好遭遇，这在我看来真他妈美好。当时我父亲正在骂电视台为什么总是播出一则两个脑瘫情侣的求爱史，说已经播了一年了，每天吃饭的时候，都要看两个脑瘫怎么谈恋爱。看到我父亲这副糟糕的样子，我什么也没说。当然他也不会管我住在哪，只要不问他要钱怎么都好。
我一直记得那个夜晚，会计紧紧地拥抱住我，而我阻止了自己向一个美好生活的过渡。
在火车上，我在肮脏的厕所里，看到有人往车壁上涂了屎。我终于吐了出来，头晕目眩。
我注意到，其实他也在认真聆听隔壁的声音。他说起婚礼在古望楼大酒店，那正好是我前几天拍过一个婚礼的酒店。就在那，每周有十次婚礼，几千人参加婚礼。
我想学校围墙上的屎一定是这几个人涂的，我有这种感觉，这种感觉让我恶心。我和朋友站在那，如果我们此时关了门，会显得我们很胆小，但我们又不想掺和进去。
我问他最近做什么，他说：“卖烟。”
女同学疑惑地问我，“为什么你会住到她家里？”
第二天，我没有看报纸，公司所有人都十分紧张，那个胖子额头像掌心一样不断渗出汗水。如果做好这件事，会给公司带来更多机会，做不好，公司会有麻烦，而老板信心十足。
我观察着他的宿舍，一根斑驳的竹竿子上挑着一个蚊帐，那个蚊帐像是已经盖在油烟机上好多年一样，浑浊不堪。我纳闷他为什么要结婚，他到底着急些什么。当然我不能直接这么问，因为我没有那么关心他。
公司的那批人我再也没有见到过，我甚至没敢去偷偷看一眼公司是否还存在。
这时，门突然被一脚踹开。而我，下意识地，蹭一下就破窗跑了出去。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的手被玻璃划出一道口子。我回头，没看到朋友爬出来。我为自己的无耻感到悲哀，恨不得把自己也涂到学校的围墙上。我还在想是不是可以装作出去找把铁锨，然后拿着铁锨再回去呢，想了想我觉得算了吧。
之后我回了老家，最终，找到一份婚庆摄像的工作。
就在每天需要花费两个小时乘坐的地铁里，其中有段路程，车厢会开到地面上，隔着玻璃，可以看到远处一片很小的湖泊。我总是坐在地铁的左边，这样，可以远远看着那个冒着淡青色的轻污染湖泊。所有人昏昏欲睡，没有人讲话，每一个清晨都好像步向火葬场。当地铁从地下钻出，那一片轻污染湖泊的颜色会蔓延到车厢里，每个人都无动于衷。
因为我以前在画室学过一点美术，所以拍的东西比其他人好很多，因此，老板就没再管我看报纸的事。而更重要的一件事是，我每天下班后都想制造机会跟会计多待一会儿，跟她浇浇花，看着楼底下的人打羽毛球，聊聊各自认为的美好生活，当然我说的都是胡扯。至今我都不记得我说了什么关于美好生活的话。
我背着行李，坐上了火车。我还没告诉公司，那一天的拍摄我都没有放磁带。那个黑道老板一定会使很多人都陷入糟糕。我得制造出让自己更卑鄙的事情，否则我是不会强迫自己离开当下的。
朋友自己住一个房间，是学校分配的。我到了，他搬了一把椅子，踩在脚下，从二层床的最上面，把胳膊伸进一床棉被里，抱出一个纸箱子，取出一条烟，撕开了，从里面抖落出两包黄鹤楼。
二〇〇八年，我在北京疯狂地找工作，四处投递简历。接到第一家的面试，是一家做儿童文学的小公司。我大约坐了两个小时的公交车，公司的位置邻近郊区，然后来到了一间昏暗无比的两居室，客厅沿着墙根堆着日历纸印刷的杂志和书籍。一个秃顶男人走出卧室接待了我，他告诉我这里主要做什么，以及在公司发展的初期会非常艰难，需要吃苦。我也没有对他说这个城市的人有一半左右永远处在发展初期。临走时，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我觉得你不太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