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说话，继续朝远处走。
“我也住在这个小区，你们家的灯每天都照着我的卧室。”我说。
半小时后，她们走出来，波浪卷女人也坐在沙发上抽烟，我给她让出位置。
波浪卷女人揉着孙的小腿，说：“真软，好白啊。”
之后我们就静静地待着，孙在里面睡着了，传来鼾声。短发女孩在那条幽暗狭长的走廊里拖地，她戴上了眼镜，只不过因为乐曲循环的缘故，她所认为的那首令她感到悲伤的歌又放了出来。
房间里灯光暗淡，空调吹出一股霉味，为了遮盖霉味我和孙抽起了烟。
“我已经取消订单了。”
“不知道啊。那你怎么办呢？”
她愣了下，说：“可以吗？”
她弯着腰，清扫着地面，又扶正了歪倒在门旁的拖把。
“什么？”我说。
“要别的服务吗？”波浪卷女人说。
我忍着笑，说：“那是，他在欧洲养了五年呢。”
这时，我看到窗外又有男人走进足疗店。
“他们喜欢教育别人。”我说。
“我进来的时候，以为没技师呢。”孙说。
“这里人少。”短发女孩说。
“说你就是不会来事儿，我摸两下一会儿不得买你个点儿啊，我说你买多少钱啊，他说五十。”
“你是谁？”男人说。
我坐了会儿，对短发女孩说：“你去给他按摩吧，我够了。”
在等车的期间，我说：“怎么样？开心了吧？”
“那你有底薪没？”我说。
她们回来时，给我们带了两瓶水。
我搬家的钱被掳走一半，整个过程里我没有说什么，那个短发女孩一直问我为什么，我说因为太亮了我要睡觉，她说可是你明天不就搬走了吗？
我打开车窗，血一会儿就干涸了，刮一下，像雪片般沾在手上。我在一年前出版了第一本书，接着是第二本，同时我拍了部电影，做完这些事之后，我发现没有任何状况发生改变。也就是说，从十几年前所期待的，虽然我并不知道在期待什么，构成我生活的每一部分都原封不动地矗立在这里。我偶尔会想起在几岁时，那栋距离我只有二百多米然后轰然倒塌的楼，站在整条街上的邻居都惊恐万状，从此他们各自搬离，再也没有碰面。那个在我身边的比我岁数还要小的女孩一直哭，我说你在哭什么呢？她说我好怕死啊。我说那只是栋楼啊跟你没有关系。她说这太可怕了。比如当那个邻居的女孩，现在我去问她你还恐惧着什么，她会告诉我什么呢？所以“这太可怕了”，算是这些事物的答案吧。这太可怕了，当我吃着每一条鱼，当我卑鄙的亲人死在病床上，肿胀得像一堆发芽的土豆，或者我和前女友在公路上看到偷车贼，他开着那辆奔驰撞上护栏，又在空中翻滚了两圈。我看到了它们，然后，它们太可怕了。
“我已经付款了。”我说。
我回家取了弹弓。我从四五岁起就擅长打弹弓，打爆过几十个路灯，小时候我总是骑在自行车上做这件事，现在更方便了。我叫了车，定位在小区另一个门口。之后我重新回到那条街上，在那堆轮胎附近，捡到十几颗还不错的石头，直径超过两公分的石头会影响准确度，小于一公分的力度不够。
“你刚才不是在前台吗？”我对短发女孩说。
“以前在大望路，一个月能叫六十个钟。”波浪卷女人说。
这是我在这里住的最后一个夜晚，跑步时，我会路过这家足疗店。我一直想搞把气枪把店的招牌打爆，实在太亮了。而我想着搬家期间，那只厚袜子估计就再也找不到了，哪怕我特意去记住这件事。新家的对面没有霓虹灯，所以我不再需要有什么东西盖在眼睛上。而我现在所描述下来的这个夜晚，依照以往写作的习惯，也就是对一个故事的处理本能，应该会从走廊尽头跑出一个浑身是血的男人，殴打一个为他打手枪的女孩，但我不打算这么干了。在我读书的时期，那时我不喜欢周遭的一切，学校会在下午播放小广播，里面会有一首欢快的曲子，从一里外的操场一直传到我的家里，听到那曲子就会让人感到很疏离。但并不能帮助谁离开那里。
“那回来之后怎么办呢？”
手机里有司机的四个未接，我打回去。
“这是高兴的歌。”波浪卷女人说。
“大家都是技师。”波浪卷女人说。
“你们有十六个人？”我指着那块儿牌子说。
“对啊，住这个小区里。”波浪卷女人说。
我看着那些吊车，想了会儿，说：“我该怎么告诉你最令我难过的事情呢？就是说，我现在写下的这件事，就是现在我们正在发生的，我的职业就是做这个，然后我把这些事写下来，这是我们所面对的真实，某种角度上看是这样的吧？然而，写这些故事只会让那个收到信的女孩离我越来越远。当她看到足疗店，波浪卷，打手枪的年轻人，她排斥这些事物，也排斥着我，我没有一点办法，我越是去经历和感受什么，她就会越来越远离我。”
我是在一个广告活动上认识了孙，他也是一个混子。
这时，大厅里突然传来了音乐声，一首节奏明快的十年前的流行歌曲。
一把完美的锉刀，一块儿废铁。
“十来个吧，已经赚不到什么了，我跟老公逛街都不敢买什么了。”
我去麦当劳洗了脸和胳膊，非常疼，那些伤口已经凝血。
“怎么教育的？”孙说。
我走出房间，坐在大厅的沙发上抽烟。前台上方是一块黑板，上面放了一些数字的小牌子。这期间从里面的房间里走出一个三十岁的男人，在柜台前结完账匆匆走了。这家店里一个大概是负责安保工作的中年男人，站在柜台旁，一直看着墙上的钟表。
“你把窗帘弄厚点。”短发女孩说。
“你是做什么的？”我问孙。
“我们做爱的时候也吵架。”孙对我说。
我看到波浪卷女人看着窗帘，外面又有一个男人站在门口向里看，我不知道她是期待还是厌倦，因为在我的想象里，她大概除了孩子外不会有什么温柔的视线。
“比如呢？”孙说。
孙认为我太惨了，在前天，带着他其中一个女朋友，我们在将台路吃烤羊排，我告诉他最近的遭遇。我已经连续五天，每天写一封电邮给一个女孩，但我知道她根本不会看，我做这件事只是因为我想。但是在第五天，我察觉到我的前女友破解了这个邮箱密码，她看到了所有的信，并嘲笑了我。之后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与收信的女孩联系上，她说，“你不要再纠缠我了，还写那么长的东西，恶心不恶心。”该怎么说呢，每封信只有几百字，而且我不觉得恶心。于是孙就开始给我介绍女孩认识，如果这种联谊的事发生在高中或大学，我一定激动不已，只不过现在，我已经在外面混了很多年了，不会再因为这种事兴奋。同时我逐渐感觉到，孤独是什么呢，大约就是在荒原上的一头行走的驴，要么骑着它，或者并排走，不然就连一头驴都没有。
“我也算你姐姐。”波浪卷女人笑着说，她穿了低胸的黑色裙子，膨胀得像个蘑菇。孙尴尬地看着她。
“看见什么就吵什么，你不吵吗？”孙说。
“没有为什么，或者像现在这样也行。”
然后两人去给孙做按摩，孙终于开心了。
到了魏公村，司机停下车，也许因为骂过我的缘故，他说：“你真的不去医院吗？”
“你在附近吗？”
“这太他妈可怕了。”我说。
“上次有个跟你差不多大的男孩，让舔乳头，我舔了一个小时，舌头都麻了，问他行不行了，他说，你别管那么多，谁赚钱都不容易是不是。”波浪卷女人说。
“不要了。”孙说。
“你怎么说呢？”我说。
我们吃完烤鳗鱼，他拖着他的大箱子，第二天他要飞去罗马，他的母校在那儿，而我得搬离这个住了两年半的地方。在街口，我们喝了两罐啤酒，旁边不远处摆了十几个卡车轮胎，我可以钻进每一个轮胎里。我记得有部冒险片，中间就讲了一个男人把自己团进橡胶轮胎里，从山顶滚下来。那是一个喜剧片，喜剧总是这样，看别人忍受折磨时开心不已。
“什么？”他说。
“不知道，我听很多歌都觉得太悲伤了。”短发女孩说。接着她走出去，换了曲子，又回来。
“明天才开心，明天就飞罗马了。”
进了足疗店，我们在挨着大门和窗户的一间小屋里躺了下来。我临时有种预感，就跟他换了位置，紧接着，两分钟后，一个年轻女孩抱着木盆走进来，然后一个有一百五十斤，波浪卷头发，年龄接近四十岁的女人抱着木盆坐在了孙的位置。这让他感到很郁闷。后来，波浪卷的女人开始工作，孙一脸苦相，我笑得胃都抽搐了，尤其是，当他看到我面前的短发女孩，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呢。
“操你妈的。”说着他就挂掉了电话。
那个男人走了，没有进来。
第三个字一灭，他们整个招牌都灭了，不知道是因为短路还是什么，中年男人跑出来看，他回头喊着足疗店里的人。波浪卷和短发女孩也都走了出来，短发女孩手里还拿着拖把，他们抬起头看，又四下看。中年男人从地上捡起两块小石头。
“去定位的那儿。”我说。
之后，这家足疗店里一共出来了三个男人，和五六个女人。他们追上以后，我被按在地上打。
我有些困倦，眯起眼睛休息，就听不清他们说的话。过了一会儿，我起身去了趟厕所，就再也睡不着。这期间我不知道他们聊了什么。
波浪卷女人说：“越忙的时候就越来人，现在哪有人手啊。”
“不吵，我老公不跟我吵。”她说。
“老头住在这儿吗？”我说。
“这里来的老头最讨厌，喜欢动手动脚。”波浪卷女人说，“我把他手按下去，他还教育起我来了。”
他们听到手机声，其实离着二十米应该听不到，但夜晚，这片小区实在太安静了。他们看向这里，我接起电话，捂着话筒说我马上到。在足疗店的人朝金杯车走过来时，我开始往小区的另一个门走。
“对呀，没有人了，现在都十一点了，但人还是很多，我们人手不够。”短发女孩说。
孙喝了口水，说，“我以前动了阑尾炎手术，找到家门口的一家发廊，我说洗个头，店老板觉得太奇怪了，我说我肚子上开刀了弯不下腰，她立即开始找东西烧水，我等了半小时，但很感动，虽然她不会洗头，但那会儿特像姐姐，我喜欢姐姐，我女朋友岁数都比我大。”
短发女孩捂着嘴笑起来，她牙齿很大，每次笑都会下意识地把手盖到下巴和鼻子之间。
“有很多变态。”波浪卷女人说。
“我等了二十分钟，如果你有事不会取消订单吗？”司机说。
“那好吧，我再发一遍。”
“他是做什么呢？”
回到北京后，他一直想给我介绍女朋友，他有时能叫出一两个女人来，有时不能，我们会找可以喝酒又露天的地方。夏天的夜晚很热，我们预料不到马上就要立秋了，我们对时间没有概念，永远不知道过去了多久。他叫出来的女孩与他都有复杂的关系，所以当我坐在那儿时，想的也都是这是在做什么呢？也就是说，我周围其他人，至少是我的同龄人，在目前所考虑的问题都成熟得很，他们可以就厨房装修问题聊一晚上，谁要是开了口谈起关于小孩的第一句话，差不多就是噩梦的开始。
孙睡醒之后，他穿上鞋，拖着大行李箱，站在门口，她们冲我们挥了挥手。我们离开了足疗店。
“现在呢？”短发女孩说。
他四下看看，根本没想着抬起头看他们的招牌。
之后我上了楼，来到那个熟悉的楼道，我敲了门，敲到第三次时，我听到熟悉的数码锁齿轮转动的声音。
“不是，每个人随便拿的数字。”她说。
后来我们的时间快到了，孙说：“我们也加个点，再按摩半个小时吧，你不是今天没收入吗？”
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是已经等得不耐烦的司机。我没有想到招牌比路灯还要费时那么多。
在路上，他不停地从后视镜里瞄我一眼，不知道是不是怕我死在车上。
孙把头藏进按摩椅的窟窿中，“我什么也不做。”
那个女孩，她看到了我，她的表情像是把锉刀。而我其实不知道来到这里是为了告诉自己什么。我推开男人，冲进去，从她的脸上抽出了一把锉刀，这是她所凝聚出来的东西，几乎为我而设。
我坐在路边，大约有十分钟，我吃了个冰激凌，什么味道都没有。
“为什么要放歌啊，多悲伤啊。”短发女孩说。
“你砸了我们的招牌？”波浪卷女人疑惑地问我。
我用衣服擦了擦手机上沾着的血，根本擦不干净。只是这周围已经没有车了，等了五分钟，还是那辆车接了单。
上车时，司机看到了我半脸的血，他说：“去医院？”
一个非常年轻的男人，是那种在足疗店需要询问技师能否摸她的男人，他站在门口，透过门缝我看到那个女孩坐在床上，她抱着一个月球灯。
就在一周以前，我在三里屯的兰桂坊对面，看到十几个穿着红色店服的男人，举着椅子砸着三个来喝酒的人。后来躺在地上的人站了起来，开始打电话。我想等等看，他到底能叫多少个人来，如果来三十个人就会好看了。但过了会儿，三个被打的人就消失不见，我没有看见他们离开的身影。他们大概蹲在地上的时候就消失无影。
赔完钱后我站在门口，想着我能在这个城市叫几个人来，实际上我可以叫几块儿废铁来，他们来了，会看着我的伤，带我去医院，同时一路上质问我为什么这么做。
在一辆金杯车后，距离足疗店的灯光招牌大概有二十几米，我躲在那儿，数着手里的石头。
“但我以前学过。”短发女孩说。
她们都去了大厅。孙苦恼地抬起了头。实际上，我认为这种事不至于这么难受，只要不发生在自己身上。
临近分别时，实在太无聊了，很多时候，你都不知道为什么构成眼前一切的这些元素，水泥、直线、垃圾桶、霓虹灯，为什么能把每一天构造得那么无聊而又毫无办法。孙看到了前面的一家足疗店，他拖着大箱子朝足疗店走。这家店就正对我的窗户，每个夜晚，灯光都会照亮我的卧室，在眼罩丢失以后我必须在眼睛上盖一只厚袜子才能入睡。
“我说可以，但要加钱，他们会加钱，然后给他们打手枪。”她说。
“为什么？”
短发女孩说：“我去看一下。”
最初，第四颗石头才打爆了一个灯泡，七个字只灭了一个，但里面没有人发现。接着，打掉第二个字之后，有一颗石头射偏，撞到他们的玻璃门上，那个看表的中年男人走出来，我躲在车后，透过玻璃看着。
“但我还是喜欢年轻人，年轻人会问你能不能摸，他们会问。”波浪卷女人说。
“哈哈哈。”波浪卷女人笑出声来，“吵什么呢？”
“是你吗？”那个中年男人说。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该去砸她的门。”
在我搬家的前一天，我们坐着他女朋友的那辆小车，他的女朋友缩在后座，他们吵了一整路，后来他们互相亲了手，和好了几个小时，之后他们会接着吵，因为大家没有事情做。我请他们吃烤鳗鱼，但他的女朋友因为头晕就回家了，我们俩吃了一整条烤鳗鱼，孙说，“真他妈好吃。”
在楼的一侧，有十几个吊车，它们可以在几个月中就让一栋楼拔地而起，它们已经在这里这么干了十几回了。
然后他叫的车来了。他上车走了，去往机场。
“哪有啊，她有，她就是坐班的，只管前台。”波浪卷女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