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丽习惯了中午十一二点起，她和其他几个女孩儿合租一套房子，推挤着上完厕所，梳洗，化妆，各自掏出手机订饭。高兴时，约上算要好的那个，一起下楼去吃麻辣烫，各付各的账，边吃边奚落其他几个人。她现在有点儿察觉出这城的空洞了，成片板楼间其实什么都没有，每条街上都是那几样半死不活的生意，小超市，小药房，饭馆儿烧烤店，理发的，顶多再有家补轮胎修车的，再有个给人看孩子的奥数国学辅导班，围起来最没意思的活法。市里人也没什么钱，小区里差不多都是一样的日子，早起买点儿便宜的菜，拖拽着送孩子，再骂骂咧咧地接回来，然后把门一关，打着了电视看看。凑合着过完星期一到星期五，周末打一下午麻将，赢或者输掉一百块钱。或者去那个有个荷花池子的小公园转转，让孩子坐一圈木马，小公园还充当本市的动物园，动物都死光了，买不起新的，只剩下三四只猴子和两只孔雀，甚至把羊和野鸡也都关进笼子充数。商业区就那两家百货商店，她已经逛了又逛，看看那几个牌子来了什么新款，买不起的还是买不起。唯一叫她满意的是有家电影院，她从来都是一个人去，不管片子多烂，都死死盯住投向屏幕的那些移动的光，从没留心过身边座位上抱成一团的恋人们，她最喜欢电影放完时灯亮的那一刹那，像从睡梦里回来，既难过又释然。
社会人儿在什么地方喝完了“第一悠”，挺着大肚子挥舞着又细又短的四肢，像几个吵闹的台球一样轱辘过来，稀里哗啦地点上一大堆东西和人。她和其他七八个姑娘站成一排，他们从一头瞅到另一头，报数字，也有全留下的时候，反正总有她。自然就有人指点她坐在谁身边。有个球站起来，冲着搂着她肩膀的那人鞠躬，说：“这首歌献给我最尊敬的大哥——来！音乐，诶，诶昨、昨日一去不复回诶，哦哦耶——开心比什么都贵，覆水不能再收回诶，哦哦耶，桃花谢撩（了）有玫瑰诶——”。屏幕配的像也是这么群戴墨镜金链子的男人。她得打起精神笑和敬酒，那酒看着果汁似的，其实挺上头，服务生说那玩意叫“失身水儿，专骗你们小姑娘喝的”，她发现自己原来挺能喝的，男人舌头都大了，散发着垂死似的烟酒臭气，她也没觉得怎么样，喝这个还挺有意思，要是光喝啤酒，会突然一下子喝醒了，觉得半夜很凉很难过。扫过她的微信——她说新名字总会愣一下，让人取笑“就知道你不叫这名儿”——从红乎乎的一卷子钱里抽几张给她。
长途站售票的女人说，你们也不说是朝哪儿去的，一天多少趟车，我哪能记得住。大姐说我妹十九，挺高的个儿，梳大辫子，挺白挺好看的。女人翻了个白眼说这窗户就能伸只手进来，谁管谁好看不好看，反正今天的车头午就全发走了，现在都是回来的车。大姐吭叽了一声，把话咽了回去，去拉蹲在地上哭的妈。妈边抹眼泪边念叨：咱们有啥对不起她的啊，你说你要干啥去咋不说一声，连句话都不留，心这么狠。
这个夏天，她只当自己在放暑假，有时候沿着路去山上转转，路边有只死耗子，从尸体逐渐变成泥里的一撮毛，最后彻底不见了。前几天，被个打电话过来的女同学说破：“放什么假，谁还给你开学？咱们是哪儿也没考上。啥叫农村无业青年，你知不知道？”然后两个女孩就在电话里对着抽泣了起来。她气恼地挂上了电话，一连几天谁都不理。
她爸里外翻了翻，见柜里的两千块钱和身份证都没了，也着急了，求邻居出车追去镇上。她大姐夫说，出村这老半天，准是上县里坐长途走的，那就没个找了，不如等她自己回来。大姐瞪了他一眼。他又说我不是嫌麻烦，没说不去，反正去也白去。
二丽知道那说的是什么意思。有一年小学放暑假，她们去老张家找傻姑娘玩，让她给抻猴皮筋。捏着鼻子进她家屋，就听灶台里头的炕上哼哧哼哧响。推开门，见老张家姑娘头冲炕里，用被子蒙住头。炕的另一头，她爹趴在她妈身上，露着四瓣白屁股。同去的女孩儿吓得哧溜一声跑了出去。二丽愣愣地站着，既不害怕，也不觉得有多恶心，倒好像给好多事找到了答案。狗为什么这样，鸡为什么这样。这就是很多人活着图希的最要紧的事，他们有时候为了这个，会什么都顾不得，什么都拿出来换，大人讲的好多闲事，其实就为着眼前这么件看起来连狗都做得比人好看的事情。直到她妈抬起头看见门口的二丽，冲她傻笑了一下，笑得和今天早上傻姑娘一样。天下的傻子都长得一样。
小区里的男人要是想从鸡笼子的日子里迈出半个晚上，就往北走两站地，到二丽上班的那条街上去。那是条断头路，白天死气沉沉，没几个人走，夜里是城里最亮的一块。大小的洗浴中心、歌厅和酒吧挨挨擦擦，闪着成排的灯，再不济，也有个红灯管围成的大脚丫子。她上班的那家KTV最大，灯带从楼顶瀑布似的变着颜色卷下来，头几天，她专门跑到街上去看，像过年时看放炮仗。夏天的后半夜，她们在霓虹灯下面打羽毛球，光映在幕墙玻璃上，再映到她们脸上，女孩儿们是镀金的，小区里灰头土脸的女人没这光彩，要不男人为什么跑到这里来呢。二丽打第一次迈进那两扇玻璃铜门就爱上了这儿，脚下踩着镶着金边白色大理石地砖，里面映着从头顶垂下来的水晶灯和金色镜子的倒影，大铜门正对着铺红地毯的转圈楼梯，右边儿是黑漆的玻璃柜台，里面站着好几个穿黑西服的人，左边儿是几大排锃亮的酒架和冰柜，服务生正半弓着腰领客人往篮子里拣酒和吃的。除了人，一切都像梦里，是从前只能梦见颜色和光却梦不出形状的样子。经理头发盘得挺高，越看年纪越大，最有意思的是她胸前别着个很亮的液晶屏牌子，上面闪着“大堂经理”几个字儿。她也是一眼就相中了二丽，要过身份证去看看，就说你明天中午来培训吧。明天中午，经理问二丽能不能想开。她说想开啥啊。经理说也没啥，不是那个意思，你处过对象没有吧。她说啊，那我明白了，我能想开。经理就笑，说那你肯定能干好啦。然后告诉她们提成是怎么算的，什么是水烟，都简单得很。不管他们会在后面怎么编排自己，怎么诅咒自己，这就是她要来要留下的地方。上学的时候，靠男生从家里偷出来的零钱，她到县里去唱过歌，那地方和这里比就太寒碜了，这里有玻璃的观光电梯，从来没人弹过的三角钢琴，每个房间都铺着厚厚的蓝地毯，都带贴满马赛克的厕所。
老赵太太说：“两口子打工刚走，傻子就犯病了，你说可咋整。”她从早到晚都坐在门口的条石上。
车在镇上换了批乘客，上来了一个同村的人，问她去哪儿和干什么，她随口说了个地方，这县在地图上像片悬在枯树枝上的叶子，只有一条进出的路。县道上开始来来往往小车，她暗暗猜哪辆值钱。前头有辆车不敢过土包，把路挡住了，司机绕过去超车，嘲笑说：“挺好的大宝马，让这小娘们给开瞎了。”她向车里看，方向盘后面那个女孩儿和她差不多的年纪。“这是凭啥呢？”她想。
“瞎打听啥啊。”
她哼了一声，试着吐烟圈，这次吐成了。她在茶几上给同住的女孩儿拿了一包腰果。同住的女孩儿最近总说起还是当主播好，那些网红挣得都可多了，问她要不要也一起去学钢管舞。她想把这个月过完就去看看。
她爸说：张老四就半傻半苶，还死懒死懒，手脚又不干净，住一个屯子都沾亲带故，不帮也不是，帮也不是。他家娶不起媳妇，谁能把姑娘给这样一个孬人，他打光棍打到二十七八。那时候，这几个屯里，就傻子她妈嫁不出去，就像现在傻子没人要似的。也别说，要是扭个秧歌，她妈跟在队伍后头，拿着个扇子，还会四处飞眼，有个傻浪傻浪的劲儿。张老四是个盯母牛屁股都能看半天的，一来二去，叫他给惦记上了，是个娘们就行呗。诶呀妈呀，跟他家住界底儿可不够闹心的，你都不敢养个鸡养个鸭子啥的，都给你偷着吃了，你骂他，他就耍赖，下次偷得更厉害。最恶心的，成天还骚得哄的，大白天没正事儿，就搁屋里跟他媳妇扯犊子，连个帘儿都不拉，叫要账的给堵被窝里好几次。
中年男人睁开眼，说了声“走”，就站了起来。年轻的跟到门口，她听到句“这个不是挺好看的么”，中年男人已经迈出了门，一字一顿地说：“我嫌乎埋汰。”年轻的返回来递给她两百块钱。她坐着接了，问：“这人是干啥的？我可没见过这么大的派头呢。”
服务生说，没事儿，社会人儿来是为了给老板递稀罕，不带在这儿扯王八犊子的。老板隔三差五过来，把那辆鲸鱼似的大奔驰停在门前，上楼来敬一杯酒送俩果盘。他们都亲热买好地喊他“大勇”，嘶嘶哈哈地说几句场面话。老板也是个小黑胖子，白衬衫扎在裤子里，胳膊上以前有文身，又洗了，还剩了点儿印痕。老板笑着答应，用手划拉一下，像认识她又像不认识似的说“好好照应几个大哥啊，缺啥直接朝楼下要”，便带门走了。她问老板这么点儿岁数怎么就干了这么大的买卖。“这算啥啊，老板他爸是干开发的，连这片儿楼都是他家盖的，这就是人家让儿子玩的。你看人家的儿子，你再看看我爸爸的儿子。”服务生挺有意思的。老板的神气和二十来岁的人不一样，老练，对什么都不在乎，那是不是就是有钱人的神气？“你觉出他像谁了么？像不像朝鲜的那谁……”服务生低头在手机上扒拉出照片给她看，一个矮胖的年轻人在人们的簇拥下，那些中老年人居然怕一个小年轻怕到这种地步。是像。看见那辆车停在门口，她就有点儿说不清的单纯的期待。
俩人不唱歌，只是说话，年轻的很巴结中年胖男人，屁股挨着沙发的一个角，一个劲儿地点头，和朝鲜的照片比，就差手里再端个小本子了。那戴眼镜的胖男人仰靠在沙发上，微阖上眼，点头时，年轻的就说下去，抬起手来，他就停住，目不转睛地看他的神情。在这儿倒是什么样的人都有，经理讲，去年有仨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南方人，包下来最大的一间，找了二十个女孩，大半宿就是坐着看他们玩斗地主，南方人临走从大皮包里倒出几摞子钱，让给每人分两千小费。要是那样还挺有意思的，这是装啥牛逼啊，她想。
在谈生意、同学聚会之类的场面上，总有个人在没人注意的时候站起来，愁眉苦脸地自己唱歌给自己听，一边惨叫似的唱“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一边一眼眼地看她，不定把她想象成了谁。经理让她们都烫直板披肩发，穿黑短裙和红高跟鞋，领子挺深可料子不怎么样。这歌让她想起当初那些要带她进城要给她开个花店和去省城的婚纱摄影拍婚纱照之类的话，那些昏头胀脑自己做不了自己主的屁话因为认真才显得可怜。半大男人们空有副躯壳，只知道卖弄伢狗似的精力，察觉不出这尴尬：女孩儿们，尤其是漂亮的那个，已先于他们很久谙熟人世，看他们的眼神只剩下厌烦。都过了十几二十年，还用各种各样的方法纪念这种可怜。唱这类歌的人，既不是会买单，也不会给她小费，她连巴掌都不必拍，顶多笑一下说：“诶呀哥啊，你唱的这歌可比我岁数都大了。”
二丽不知道那类些事儿和傻姑娘犯病有关系没有，她平常的傻和犯病以后还不一样，平常还认识人，犯病的时候像让被子给蒙了起来，谁都不认识，混得更厉害。二丽的手机不是忘在家里的，是故意扔了不要。傻子有时候会给她发短信，都是些疯子才明白的话，说她被人绑架了，说初中班主任下毒害她，有时候就是一些组不出意思的字，也不知道她怎么学会的发短信，又从哪儿知道的电话号码。二丽没回过，可也没删，短信里提到的那几个名字和隐约的事情，她记得，那些事不能怨她，她要维持自己，不能再替一个傻子说话。上周，她还收到傻子从隔壁发来的短信，求她给交十块钱的电话费。她听说，镇里来人，要张老四把傻子送去福利院，和五保户呆在一起。她爸说没准儿还能嫁出去，咋不换几个彩礼钱，傻子骄傲地说她要二十万的彩礼。“啥年头了，谁还要傻子？”他妈说。
“诶呀！”她爸结束了谈话。“诶呀”作为结束，意思是“怎么就不会呢”。
老赵太太说，我看见你家二丽是背着大书包走的，还拎了个兜子，我问她干啥去来着了，她说去镇上她大姐家玩，我还以为你们知道呢。
她爸说：“你自己的姑娘你不知道么，她从来心就这么狠。”
那个早上，郭二丽做了个舍不得忘的梦。她梦见坐在间墙上镶着金镜子的大厅里，四面八方是燃起的光——她家只有那种昏黄的小灯泡，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能梦到那样的光源——对面那团暖洋洋、可以睁开眼睛直视的光里，有个全心全意爱她的男人。来自陌生人的着迷，好像是一种邀请的保证。她刚打开院门，就见大傻姑娘过来，穿着去镇上赶集才穿的好衣裤。她冲二丽干笑了几声，笑声里夹杂着猪吃食的呼噜声，又狠呆呆地瞪了她几眼，然后甩开松垮垮的大屁股，咿哩哇啦地走了。二丽决定现在就离开屯子，以后也不回来了。
长途车出了收费站，到处都是轰隆轰隆的声音和烟尘，楼都十几二十层高，一眼看不到头。“这是城市啊。”这念头差点把她呛出泪来。
今天晚上，是已经过去的一些晚上中的一个，不值得被记住。包房里就俩客人，都穿深色夹克衫和西裤皮鞋，年轻的叫她们进来，冲中年胖男人说要不咱留四个吧。中年男人说不要，就要个点歌的。年轻的指着她说：你。中年男人看了她一眼，用下巴示意点歌机说坐到那头去，不叫你，你就坐着。她板着脸坐过去，看他俩中间摆着的是两盒软中华，抽出来一支给自己点上，又拿了瓶啤酒。
就像老张家的姑娘凭啥就成了傻子呢。连她都快想不起来她叫张什么来了，那名字没用了。她俩在村里念小学时是同桌——全校一共就三个学生和四个老师。总在一处玩，并村以后，小学撤了，操场里草长得老高，没过了单杠双杠，羊走进去，只能听见一片沙沙声。起先，老张家姑娘也就说话有点儿慢、长相憨了点儿，不觉得咋样。另一个孩子说：她将来肯定是傻子，因为她妈就是傻子。在镇上的初中，她俩还同学过一年，那时张家姑娘的傻相已经明显了，俩眼越长越近，嘴唇厚得像猩猩，走路也像，驼着背，两条胳膊耷拉着不动，上课总低着头哼哼。班主任懒得管她，有时候编排她个笑话，全班都哄笑，十二三岁的孩子是世上最残忍的，张家的傻姑娘看大家指着自己乐，也跟着嘿嘿嘿地傻笑，于是全班都拍着桌子，能笑一节课。校长就让她家里把她领回去了。
乡下要啥没啥，就是不缺傻子。往东三里地的屯子还有个年纪相仿的傻姑娘，傻法和张家的傻子不一样，因为她家和老张家不一样，给她穿得齐齐整整，比好人还干净，近看还挺秀气的，除了眼神是直的。“这样的，家里更得看好了。”这闲话也是指那件事。就像西面屯子里的傻子忽然怀上了孩子，派出所来人查，她说是她爸的，警察听了，给她爸戴上铐子就要带走。邻居说不是，这傻子身边有谁就说是谁，不信你再问问别人。最后也没查明白。还有个屯子，过去有个男傻子，坏在邻居小媳妇身上，当年那女人为了诳傻子给她家干活，教会了他那件事情，从此那傻子开了窍，把一个十六七的大姑娘给强奸了，蹲了六七年笆篱子。傻子有时弄到俩钱，就去镇上找小姐。偶尔回来，就不定钻到谁家的猪圈里去睡，都比他自己那间泥草房暖和。那个叫他祸害了的大姑娘，自打明白了这件事，就去县城当小姐了。有人说，她如今靠上了个干工程的老头，认了干爹，已经在城里买楼了。这人这事儿，真是没法看。
二丽坐的是走各村的线车去镇上。那车像只耗子又像一股水似的钻进弯弯曲曲的土道到各个屯子上载人，一路响着喇叭进去，再响着喇叭出来，要到街上的人，在家听见喇叭响，抱起孩子，提溜上篮子，走到门口土路边儿，小客车正好从村头调头回来。车厢里被汗味烟味鸡鸭粪味儿沤透了，让人一闻到就觉得踏实。他们在高高低低的土沟上往前奔，擦着迎面的拖拉机和牛，轱辘离沟边只一二寸，这些道路隔一场大雨就变一回样，边儿上垮下去一片，中间冒出新的大坑。县里地瘦，家家只知道种苞米，道边的已经二尺来高了。眼下地里没什么活儿，剩下的事儿交给后头的风雨，只等到了十月来收。不管棒子结得多厚，十几亩苞米也不够供个在外念书的学生，车上的人多半是出外去打工的。有个女人正讲着，说内蒙那头有个度假村招人，就管端菜刷碗，干俩月就给八千，不挺好么？二丽也歪着脑袋听着。前后都说是挺好的啊，啥时候要人，要几个，我行不行？要啥要啊，前两天说要，昨天来信说都招满了。那你说这没用的干啥啊。有的要赶远路，得在绿皮儿火车上站半天一宿才到地方，去摘大棚里的木耳，一天一百块钱，也不容易，撅一天，腰老疼了。男人大多是去建筑工地，也说今年的活儿不好，落价了，还不知道啥时候能拿到钱。现在干啥都不像前几年好挣钱了。二丽听着有点儿紧张，但看窗户外的苞米地，想到今年不用掰苞米，以后也不再看这些了，她早看够了。向自己保证完了，就好像有了什么着落，变得高兴了起来。
还没出太阳，老张家的大傻姑娘已经在土道上低着头地来来回回了六七趟，她把家里小园刚结了白花的土豆秧子都给拔了出来，照正在她混沌的脑子里漂浮的那个游戏，一根根地往屯东头的河沟里扔。那沟存不住水，沟底铺着垃圾和农药瓶子，等着被场大雨冲去下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