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母亲发生了什么事？不知道。但就在他怒而挥拳的那一刻，这个奸商，这个小滑头，这个满嘴跑火车，不知道骗了多少人的苟且之辈，他心里也有了远方。
“真是不达目标誓不罢休啊，为了赢一场比赛讨论到那么晚。”
这该是他没有说出的话。一个没有走出校门的年轻人，无论有着怎样张牙舞爪的自负，内心深处一定还藏有这样彷徨的一问。可惜的是，这种彷徨被急躁地否定了，试图以一个确定性的答案来取而代之。那哪里办得到呢？生命本身即是寻找的过程，重要的不是思考，而是边走边看，如果实在找不到方向，闭着眼睛胡走一通也好。反正最终找到了什么，其实并没那么重要——无论眼前的苟且，抑或诗和远方。
我参加了系里的辩论队。因为系里人数不多，对辩论这种事也不热衷，所以在校级比赛里也很难说有什么出众的表现。每一年，都只好寄望于来年的迎新。终于有一年挖到了宝，遇到一个新生口才不错，逻辑清楚，我们打算发展他为主力。那时候我们只能用晚上的时间准备比赛，熬夜是常事，然而第一晚他就提出了抗议：“我每天十一点必须上床睡觉。”
于是他如释重负地说：我就知道，我就知道。
你可以想象我们当时的反应。我们夸张地爆笑，用各种语言羞辱他，劝他像个成熟的男人一样而不是过乖宝宝的生活，甚至无赖地锁了门。但他不为所动。
我苦恼地思考这个问题。虽然没有结论，但心里的感觉多少会明晰一点：
这篇议论是由“清华男神”而起，最后让我们说回他。他毫无疑问是自负的，但他究竟想表达什么呢？“这二十多年我过得很牛逼，也很卖力”，只是在炫耀吗？但他不知道该做怎样的工作。这说明，他对未来寄予了格外的期待，渴望在那里取得某种特别的东西。然而，他心里知道自己恐怕难以如愿了——再怎么努力，他还能比刘强东更强吗？
他说：其实这也是一个打广告的办法，可以拉不少生意，对吧？
我有一个朋友，在XX大学当老师。有一天，他当笑话给我讲了这么一件事：新教师的入职培训，校长慷慨激昂地做了一段名为“X大梦”的演讲，让大家畅所欲言，分享自己的感悟。一位新入职的老师说她的X大梦是：“啥时候能开通从职工宿舍到学校的校车”。这句话获得了全场掌声和笑声的共鸣。而校长的脸色当然不大好看。职工宿舍在郊区，这些老师不得不每天花三个小时在通勤上，从一条地铁线换到另一条地铁线——这件事并不好笑，之所以当成笑话讲，是因为它太琐碎，太平庸，太不入流，无论如何也配不上如“XX梦”这种气势不凡的宏大主题。但它又如此地广受追捧。这一反差，具有十足的讽刺性。
我赔笑：哪里哪里，随便写着玩。
我知道有些刻薄，但我认为对这种人生态度刻薄一点，是理所应当的。
从过程到结果，就在确定性产生的同一瞬间，我们再一次确证了无意义。
不，恰恰也许是不存在牛逼的地方。我们要么会输掉这场比赛，要么会输掉下一场或下下一场比赛，要么我们最终拿到了冠军，喝一顿庆功酒然后再没有新的比赛可打。总而言之，我们会走到一个尽头，终于无路可去。一个人早睡早起，规律学习，他会获得光明的前途，而我们彻夜的讨论最终不会有任何回报。没错，这才是牛逼所在：不为任何好处！某种程度上，“没有好处”这一事实解放了我们。
仿佛是会被他看穿我柔弱的软肋，我对生活尚未泯灭的野心。
坐在嘉宾席上，跟人唱和一下“诗和远方”，既轻松，又很显高大上，谁不喜欢呢？我过去在名校念大学，也好过这一口：几乎每天跟朋友厮混到半夜，白天蒙头大睡，看电影，看漫画，理直气壮地翘课和抄作业，嘲笑按时早起的哥们，瞧不起他们排队占座的谦恭（除非是为了钓妹子，才情有可原）。刷绩点？那玩意儿好吃吗？朋友和我嬉笑怒骂：“现在这些傻X，把大学过成了高四。”开心得很。我们吃消夜的时候，穿着廉价职业装的室友刚下班，精疲力尽地回到寝室。累死累活不挣一分钱，何苦？不就是想混进大公司吗？我笑他们：“小时候是被饿着了还是怎么的，为了吃口饭焦虑成这样？”
“这二十多年我过得很牛逼，也很卖力。”我想，他真正想说的是，“但是，我没有地方寄放自己的心，也无法确认人生具有怎样的价值，我该去哪里？”
我点头说：对对对，确实有很多人看了这些东西来找我。
我们为丧失感到痛惜，关于生活，关于选择，关于我们逝去的时间。
说起来，这节目前段时间邀请过我，我退缩了。在网上看到这段流传甚广的视频，不禁暗道一声侥幸：一个学生都批成这样，作为清华老师的我上去，皮袍下的那点小要翻出来，岂不会被骂死？好险好险，幸亏幸亏——单论这种心态，就已然“苟且”得可以。
现在我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不用说，我在人生态度上产生了一些根本性的转变。在我老婆怀孕的时候，我们住在回龙观一套租来的房子里，每天挤地铁通勤。这时候物质生活彰显出了它的必要性。每当我陪着大肚子的老婆在车厢里颠来挤去，不得不开口请人让座并感到一种冒犯的心虚时，就会反复地，强烈地确认着这一点。晚上我们走过京藏高速的天桥，看着车水马龙在脚下川流不息，我会想象这些车的主人是当年那些规行矩步的同学。他们毕业至今也有好几年了吧，在某家不错的公司里，从事着一份谈不上喜欢的工作，一个月万把块钱。正好到回龙观这种不远不近的地方按揭一套小小的两居，买一辆最普通的车，也打算要孩子，两口子开车去宜家采购布置婴儿房。还有比这更苟且的日子吗？梦想经反复的淘洗，过滤，只剩下浆水般的现实。说不上生动，甚至都说不上富足，但是坦然，而且对未来抱有希望。他们没当过最佳辩手，是，那又怎么样呢？我正在为我的轻狂付出代价。
我无法给出正面的回应。感觉上，如果“辩论”的结局就是换取某种确定的好处，我们此刻的所作所为，与那些做实习加班到深夜（且不挣钱）的室友并没有本质的分别。暗处的旁观者，是否会以我看实习生的目光，带着不屑的态度看我呢？
如今我混迹于苟且中，一面汲汲于功利，一面当上了最普通的丈夫和父亲。为了重新获得世界（我很不熟悉的这个世界）的认可，姿态甚至可说是有些谄媚。我曾经写过这么一段对话：一个以前的同学对我说：我看了知乎（我经常在上面写东西），你现在很能写啊！
一位以“男神”著称的清华博士参加某节目，表示自己什么都学过，却不知道毕业以后干什么，被高晓松老师逮住了痛脚：“上名校就为找工作？”好生批判了一通其自以为是和眼高手低。因为踢了名校的金字招牌，正好顺便拔高了批判的意境：“这世界绝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这句话逼格满点，大概是留给观众鼓掌用的。
因此，挣一百块钱的意义，并不与融资上市，挣一百亿有根本的不同。
然而，若再想深一层：陪领导，陪客户滥饮的苟且者，心里也挂念着家里的娇妻幼子，拼着一醉，是为他们搏一个未来——再怎样苟且过活，心总是要有一个寄托。这寄托纵然近在咫尺，也就是他们的诗和远方。我从前在中关村买电脑，遇到过一个奸商。二十出头的一个小年青，油头滑脑，贼忒兮兮，把我骗得够呛。气冲冲回去找他算账时，撞见他跟另外一个人厮打：“你敢骂我妈！你敢骂我妈！”眼睛都红了，见什么砸什么。众人后来死命拉住，他挣脱不得，气得呜呜直哭：“你骂我就行了，你敢骂我妈……”那眼泪都是真的。
“我存在的价值，只有这么一点点？”硬要说的话，大概就是这样一句。
没什么不好承认的，我已经变成了自己从前看不上的那类人。
——是生气。因为有人在坚持十一点睡觉的生活。可是，我为什么生气呢？
我隐约地感觉到，他的不自在，正如我那个晚上在辩论队里的生气，蕴藏着某种难以言说的伤感。没错，伤感。这个词乍一听有些不适宜。我反复地对它加以确认，确定如此。那是一点凝缩的，微妙的绝望感，恰如细砂无可挽回地从指间流落时。我真正想留住的是什么？一种悬而未决的，流动的，蕴含某种生产性的状态。
李松蔚，心理咨询师。@李松蔚PKU
人不能没有追求，但又不能只满足于追求。最近两年，我痛切地体会到这一点。仿佛正因为如此，没有回报的讨论听起来略胜于有回报的好好学习，触不可及的一百亿比唾手可得的一百元更值得追求，而眼前的苟且必不如远方一样诗意盎然。但人终究是不能忽视眼前的，譬如人人都要吃饭。吃饭是为了保命，但如果只是为了保命，则又与吃药有何分别？孔子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这是丝毫不苟且的生活态度。但弘一法师（李叔同）晚年时，吃窝头糙米，仍然一丝不苟地双手捧食，端敬庄严，又何尝不是令人感佩的境界？普通人的吃饭，大抵不如喝酒风雅，因为后者并不存在切近的目标。然而若为了陪酒，买醉，拍领导马屁，讨客户喜欢，只管一杯杯往嘴里倒，浇灌一颗功利之心的话，自然又沦为苟且一流。
因为没有得到尊重而不满吗？还是因为受到了某种威胁而害怕？
“滚吧滚吧，”最后我们生气了，“进了北大怎么还这么功利？”
假如——我是说假如——这件事一旦产生好处怎么办？假如这场比赛发上一笔奖金，算入学分之中，又让我们获得某种非凡的名声或地位，或者，挂钩一份高薪工作呢？它还会如同现在一样让我们兴奋吗？它是否会堕为“功利”的另一种？
当一个漫长的烧烤之夜或是“X大梦”被一个人的一句话盖棺定论，生产出按时睡觉或通勤车一类结论时，就宣告着某种可能性的终结。仿佛清晨醒转，发觉一夜无梦，仿佛老虎机上又吐露出三个不同的图案，而我们手头减少了几枚筹码。
不，无法接受这样的评论，我应该会摈弃那样的生活方式吧？所以问题来了：我究竟是享受辩论本身，还是仅仅只是享受“特立独行”那样一个身份标签呢？
他松了一口气，因为这样的解释让他接受了我。但他不知道，我在点头的同时，同样也松了口气。我撒了一个谎，我清楚自己撒谎的原因，是需要一个“功利”的，带有明确目的性的框架来伪饰自己。惟有如此我才能确认在他眼中的位置。“我不需要拉生意，我真的只是写着玩”，要说出这种实话倒更像是谎言般，带着羞赧。羞赧的背后藏着什么呢？
“功利”是我们那个时候最具贬义的一个词，在鄙视链上的排序甚至低于“傻X”。功利的反一面是什么呢？大概就是我们这样了：熬着夜啃着烤串，大部分时间扯淡，少部分时间用来讨论一场基本没有胜算的——或者说就算侥幸胜了也没有多少好处的比赛。仿佛是这样度过的青春才算牛逼。牛逼在哪里呢？我说不清。
对我来说，这一认识具有某种正面的启示作用。我开始意识到，苟且与否并不重要，那不过是生活的一层表象。毛姆说过这样的话：“任何一把剃刀都自有其哲学”。我对它的理解大约是说，意义感无处不在，却又无时无刻不在坍缩。至于坍缩之后的产物是一把剃刀或是别的什么，则没有多么重要。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譬如我们坐地铁，这一过程有赖于我们的目的地，但也必然会终结于我们的目的地。一路上风景或有区别，而仅以“坐地铁”这一过程而论，去五道口或是西单都不打紧。人生亦如此：追求什么，去往何处，并无碍于意义的流动。不妨是诗，不妨是远方，不妨也可以是眼前的苟且。创造的同时也就在丧失着变化的可能性。讨论辩题或好好学习，通宵或十一点睡觉，创名校或坐校车，全都是一致的。
但是，认真地想一想，校长的X大梦真的就宏大么？假如答案是肯定的，这种宏大又栖居于何处呢？是排行榜上的数据变化？是领导人视察的荣耀？是媒体的热烈吹捧？还是他个人职位升迁的可能性呢？相比于上百个年轻人每天获得悠然自得的三小时，坐在座位上看一本书或讨论一个话题（非常无聊的吧，就算），那位校长——象征了更高权威——的追求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获得更高的存在的合法性呢？假如不能成立，那么，那个通勤车的梦想里，让校长感到不自在的又是什么呢？
那时的我模模糊糊地提出这样的解释。但是，我无法说服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