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江隐龙

那时候的中国通讯还不发达，1987年才步入大陆市场的“大哥大”远远达不到“飞入寻常百姓家”的程度——然而，在背负着整个时代重担的情况下，很容易想象那些艰辛的青年与中年人是不是会如他们的后代一样，有精力与心情将时间花在社交网站上。那个时候的社交几乎都发生在现实生活中，因为没有搜索引擎的遮掩，“装逼”需要更多货真价实的知识与阅历；同时那个时候的人还比较淳朴，表达对别人的仰慕之情并不丢脸。这是这样一个时代：立足于现实社交的成员，其生活重心基本停留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除非别有用心，并不会有太多人去制造伪科学、伪知识的信息源；同时社会成员对非功利性知识的需求量也不高，这一切直到社会初步转型成功、互联网时代到来才改变。

这个问题，再过一代人，希望不会再出现——

也许那个时代，制度的设计会让每一位老人可以自由地用自己的双眼去看一个没有围墙的社会，用自己的智慧去甄别真相与谣言。

问：“该不该屏蔽父母的朋友圈？”

也许那个时代，经济的发展能提供充分的社会保障体系，让每一位老人有能力去充实退休后的生活，而不是将手机作为仅有的消遣手段。

另一个基本前提是，中国大陆的互联网，不是自然生成的资讯集散地，而是被阉割、被控制、被操纵的信息中心。四大门户网站充斥着猎奇、八卦、性暗示信息，而与政治相关的内容千篇一律，基本只是《新闻联播》的细化与拓展。整个互联网并没有也不可能给一个初次接触网络的集体以正确的导向，同时又通过防火墙维护了区域网络资讯的超强稳定，这样的环境在某一层面给伪科学伪知识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

父母老了。他们经历了感性的青春，熬过了悲壮的中年，现在终于又感性得像个孩子了。那些鸡汤，如果有那么一句足以打动心灵；那些谣言，如果有那么一个情节足以让他们担心家人；那些伪科学伪知识，如果有那么一点可以帮助自己的孩子，他们便毫不犹豫地转发了。

而随着以60后为主体的父母进入朋友圈，鸡汤与谣言开始大行其道，类似于“不可不知的十大陷阱”、“99%的人上当了”、“为了家人的健康转”之类的句式开始大行其道，朋友圈中一个让人矛盾的话题浮出水面：

答：“一个更好的时代，总会降临。”

2009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浪微博横空出世，迅速占领了已经习惯互联网时代的中青年的生活。这一年，最早的60后已经年近半百，对电脑的操作并不是他们的强项；而智能手机还要等一两年才真正流行起来，把60后集体代入互联网的任务，最终没有被新浪微博所完成。

20年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处于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用了整整一个年代对文化进行着疯狂的攻伐与扭曲，不仅仅导致了中国文化遗产的流失，同时也带来了一代人思考能力的流失。1977年冬恢复高考，1978年冬改革开放，庞大的共和国这才在文化与经济上重新步入到一个相对正常的建设历程上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词迅速占领各种报纸的头条。中国这艘巨轮开始转型是历史的必然，然而这也意味着相当一部分转型的责任要分摊到普通公民的肩膀上了。1986年，辽宁的一对年轻工人夫妻成了新中国第一批下岗工人，背着行囊与生活的重担消失在人海中，重新寻找起未来的路。这对夫妻，男的叫张希永，后来成了赵本山第66位徒弟，在《乡村爱情变奏曲》中女扮男装饰演“花姐”一角；而当他刚刚告别了统治中国几十年的铁饭碗时，距离号称“中国互联网元年”的1997年还有整整一个年代。

父母们的微信朋友圈让无数个子女感到无奈与矛盾。谣言与鸡汤的泛滥成灾、社交式沟通产生的排异反应、低级信息的道德绑架……如果说朋友圈是网络谣言的重灾区，那这“第一把火”毫无疑问是以60后为主体的父母们燃起的。然而无奈与矛盾之余，有一个问题似乎被人为忽略了，那就是，经历了世道沧桑的父母，为什么在朋友圈的谣言与鸡汤面前显得如此不堪一击？难道朋友圈大法真的这么好？恐怕其中的原因，还要从父母/60后所处的时代说起。

父母老了。他们越来越难以融入孩子们的生活了。如果说朋友圈是他们接触互联网的阵地，那孩子即使不是这个阵地的中心，也是不可或缺的。他们转发伪科学伪知识的目的在于其感性的善意而非理性的分析，转发不是为了真理，它只是一种诉求，一种思念，一个交流方式。

也许那个时代，公民日渐富裕的生活会让家庭成员之间有着更为丰裕的时间相互交流，彼此不需要通过这种间接而无力的方式表达关心与担忧。

也许，世界会变得更好。

这两个前提所导致的结果就是，父母看什么，其实是由不得他们自己的。他们人生中最善于学习的那一段时光，正好与“文化大革命”相重合；他们人生中最年富力强的那一段时光，正好与中国转型的那个时代相重合。在他们刚刚有能力进入互联网的时候，一道巨大的防火墙早已悄然建成。他们没有能力排除抗日神剧而去看美剧，正如同孩子不可能不去看《喜羊羊与灰太狼》而去看《南方公园》或是《进击的巨人》。他们无法区分吃大蒜到底是致癌还是抗癌，正如三代人的辩论都没能解决中医中药的问题。他们更不太可能用自己的思想去评价这个大法好还是那个主义好，因为早就有人为他们梳理好了一切观点脉络——

2010年，iphone4S开始风行，其后随着“大陆街机”诺基亚没落、安卓多栖发展，智能手机时代来临，2011年微信诞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继承并发扬了QQ的衣钵；2012年微信朋友圈又接过了与60后失之交臂的新浪微博的接力棒，高度整合了中国大陆的现实社会与互联网社会，一个全民互联网的时代，正式开启。

也许那个时代，社会的平等会减少曾经盛行的暴戾之气，让那些道德绑架与极端言论再没有市场，不会因为节日或是事件来临而一次次拉底整个民族的素质。

是年，网易成立；第二年，新浪、搜狐、腾讯成立，中国四大门户网站就此成型。2005年，博客实现大众化，QQ空间在青少年群体中风靡一时。这一年，张希永夫妇已成为了资深的独立艺人，生活没有初下岗时那么艰苦了，但离成功还有一段路要走；而这一年，网络伪科学与网络流行语还远远称不上流行，80后们也许偶然会说几个类似“886”、“酱紫”的词汇，但父母还显然不需要通过“补课”才能看得懂网络对话。

然而，时代的进步终究是不可阻挡的。在历史教科书上，与1997年相关最紧密的无非是香港回归，然而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一个边境小岛的权属问题显然形式大于实际。从社会层面来看，1997年发生了两件与公民息息相关的大事，在外是金融危机，在内是国企崩塌，民族品牌“三株口服液”消亡，“时代偶像”史玉柱应声倒下，庞大的亚细亚商场败走郑州……然而北京中关村却在群生凋敝中杀出了一个天下，在12个月里卖出43万台电脑的联想集团超越IBM拿下全球销量第一的宝座，时代开始改变了。

这个社会问题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父母在面对这个刚刚进行的、前无古人后未必有来者的、第一次知识爆炸的年代，他们并没有足够的经验与能力去面对一整个网络的资讯，不论这些资讯是真还是假。五毛党、安利组织、互联网水军们的诞生、发展、强大过程他们通通没有参与，朋友圈是他们接触的第一个社交平台甚至是第一个互联网平台，他们面对的是一支非常成熟的伪科学伪知识制造队伍，双方的战斗结果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

然而回归到朋友圈，可能发现这个社会问题除了以父母经历的那个不可能复制的特殊年代为前提外，还有一个生理现象，那就是，父母老了。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乌镇诗人木心曾写过一首脍炙人口的短诗：

父母老了。在社会层面与家庭层面上来看，他们的话语权渐渐消退了。他们不那么在意这个社会的运行规律与真理了，那堵墙纵然未曾耸立，他们也未必会远行了。然而历史总在循环，不同的社会表面背后是相似的杀伐与欺骗，他们已经没有分辨的力气与欲望了。

但是，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还是努力让自己的孩子出国，让他们用自己的双眼看到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这种爱，远远比为孩子提供更好的衣食住行还要伟大，这却是另一个层面的故事了。

马东、蔡康永联袂主持的《奇葩说》有一期专门对这个话题进行了辩论，然而通过对近几十年历史的梳理，可以发现这个问题至少不仅仅是一个父母子女之间的交流问题。它的背景可能很复杂，它的外延可以很广阔，它不是一个屏蔽或是不屏蔽就能解决的问题，它需要几代人——尤其是渐渐占据社会话语权的80后、90后甚至00后更加深入的思考、探讨与相互理解，它是一整个社会的问题。

当代人以为这样的时代早已遥远得如同传说，然而互联网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渗透与改造，在日光之下，其实是一件新事。千千万万个“张希永”下岗的年代里，日色变得真的很慢，查资料是要去图书馆的，交话费是要去营业网点的，出差时是要一条条街问清楚才能找得到旅馆的。而对于更多已经习惯于计划经济时代又缺乏足够技能的下岗工人来说，“勤勤苦苦已度过半生，今夜重又走进风雨”可不仅仅是刘欢的一句歌词，他们艰辛的一生，也许连爱一个人都不够，他们的破釜沉舟带来了一次被戏称为“孔雀东南飞”的人口流动，大量内陆省份的青壮年劳动力开始向沿海迁徙，从宏观角度来看，这个过程衍生的一系列问题直到今天还深深影响着中国的地缘经济与社会构成；从微观角度来看，这就是一场赌博——自己的家人、后代，是不是有可能过上更好的日子，连他们自己都无法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