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意思，难道以后我就不能成为我自己了吗？”
马东说“诚实”是对《奇葩说》的最高期待，但在我的想象里，能够重新审视曾被你故意忽略的真正的自己，才是这档节目更值得被期待的理由。
“你以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你习惯了拿了绩效奖金不情不愿地邀请一帮认识不认识的同事吃大餐，觥筹交错间还要感人肺腑地希望大家挑贵的吃；你习惯了跟甲方写一封总字数100来字的邮件而“您”却占了50个字符，按出发送键后根本无法直视那个唯唯诺诺的自己；你也习惯了在微博上对所有公共事务热切关注积极表达，为做好一个“四有”键盘党操碎了心……习惯成为大多数中的一员，生活的快感也随之渐失，分分钟要配合着激情、佯装着高潮，感觉日子活生生过成了爱情动作片。
蔡康永在节目中说“幸福感的一个标准，是可不可以常常保持对不喜欢的事情说不要”。在那些永远拒绝不完的对生活伪装出的高潮里，能不能有那么一丁点的力量，令你能够做回那个有点自我却善良真挚的自己呢？
何天平，青年作者，电视评论菜鸟级选手。@何天平hazel
当然，我认为《奇葩说》对多元价值的推崇，从不在于倡导个人唯上，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风气败坏或道德沦丧（等一系列曾给80、90后贴过的标签）。面对敏感尖锐的议题设计，私以为初衷只是期冀将这些其实至关重要却被丢在阴暗角落的东西，拿出来晒一晒。同样回到这一集的讨论中，柏邦妮用一句“尘归尘，土归土，让所有身体淫荡思想开放的人在一起”做收束，纵然大胆，倒也无错，那又何妨一想呢？
我也对辩论不感冒，有时甚至觉得那些能为了立场振振有词的人都是心思诡异的偏执狂。
前些日子看到毛尖老师一篇追忆八十年代的文，他用“乱而不淫”描述了最好的八十年代。读文时刚好在看《奇葩说》的最后几期，我便不自觉地有所移情，是不是我们对《奇葩说》的喜爱，多少也源自它呈现出的“乱而不淫”的感受呢？也许有一天，当《奇葩说》不再如眼前这样炙手可热，我们也会像缅怀八十年代一般，记起这个时代里那些有点特别的声音。
“请允许年轻人做好一个异见者”是我对《奇葩说》的另一感触。做一个异见者容易吗？我想大概不，因为它可能并不特别，甚至显得不够正确。可以看到的是，社交网络对于公共事务的介入几近狂热，然而参与其中的大多数不过又是“点赞之交”，用马薇薇的话来说，浪费的仅仅是微不足道的流量罢了。与此同时，反智主义在互联网语境中的盛行，迫使权威不明就里地崩塌，也使所有严肃思考被泛娱乐化的集体意识瓦解，面对如此情况，异见者似乎成为一个令人愈发不齿的称谓。
作为一个偶发性的异见者，我甚至有些隐忧。幸好我在《奇葩说》看到了一点光亮，多少能改变些对异见者的异见。我想到了“高知女性做全职太太浪不浪费”一期，本以为会上纲上线充斥女权讨论的本集中，却出乎意料地几乎没有谈及性别与权力结构一说。当讨论性别话题成为一件敏感的事，稍有不慎便会陷入歧视窠臼的当下，节目中一句“女性不应该因为她选择任何事情而被贴上浪费的标签”令我印象深刻。是了，我们对性别权力的种种思量，最后的最后难道不是为了欣然迎来置放自由的充分空间吗？而在乎界限划定的所有谨小慎微，却也为此套上了一层天然的枷锁。这档节目对于“奇葩”的重新厘定，有着对异见者发声的充分尊重与肯定，这至少是一种进步。朋友用“守正出奇”评价《奇葩说》，我想这也恰恰是做好一个异见者的基本操守吧。
我是一个研究电视的，但我很少用“追”来描述对一档节目的持续关注。
从《奇葩说》里看到的这个我们身处的世界，总令人觉得有些可爱：它时而尖酸刻薄，又时而温润动人，最重要的是，它给予了我们用力活在当下、用力感知自我的勇气。马东在“长生不老”一期中用“我可以选择自己离开这个世界的时间和方式”来描述长生不老的好处。而我在想的是，相比是否能够永生、是否能够不老，我更在意是否能够永远年轻——永远怀有一颗真诚与热爱的心，去直面这个世界朝我们扑面而来的万马千军。
直到第二季《奇葩说》的最后一集，蔡康永说《奇葩说》最好的地方，就是在告诉大家立场不是什么必须深信不疑的东西，因为看完这些奇葩说话，不要说三天，三分钟或许就改变了你的看法。看到这里我恍然大悟，这大概是我喜欢《奇葩说》的原因——在这里，你终于不用再做回那个一天需要假装一万次高潮的自己。
我经常会在看《奇葩说》时产生诸多的表达诉求，它让我感到热血，这大概是真正意义上的草根狂欢——相比“超女”所处的电视时代，因为互联网的介入，做一档形式简单内容常新的节目成为一件既纯粹又稀缺的事。所以说，眼下大家看到的，或许是一篇不那么电视评论的电视评论，无关立场，无关技巧，更无关那些枝蔓纵横的电视规则。我仅以单纯的粉丝视角，写了写这档不止有趣的节目。节目终究是节目，它对人的涵化毕竟有限，而从中油然而生的那种对找回34号的热望，却一定是真真切切的。
首先是平视那些生活里的光不太照得到的角落。我们会发现，人们对于诸多要紧事的对抗式解读，相当一部分源自对环境和立场的敌视，而非对事物本身的公允看待。于是，舆论气候的形成也会经常性地建立在可能错误的群体情绪之上：我们爱钱，却会掩饰对钱的剧烈渴望，并可耻地用理想和情怀加以矫饰；我们认可意淫对于生活情趣的助益，却难以接受“性”成为被讨论的公共议题，它也因此成为社会之禁忌，与合情合理绝缘，多么可笑。第二季《奇葩说》中有一集谈“开放式婚姻”，在我看来是具有强烈批判精神的，在这个性与爱被全然割裂的年代里，用一档节目讨论一个或许连词义都尚且模糊的两性话题，诧异之余多少反哺给人们一些思索。“别的地方是观念走在前面，事实走在后面，我们的特色是恰恰相反。”柏邦妮一言直戳要害，讨论“开放式婚姻”显然是冒险的，然而正因它先锋，个中包孕的带有非主流色彩的启蒙意味或许也是不言而喻。
一个并没有太多新意的故事，却在我的记忆里持续散发着热度。它告诉人们成长的不易，却被我读出了些许艳羡，艳羡那个成功逃走的34号。在人们努力变“好”的过程里，自己也成为最不喜欢的那番模样，这是无数人残酷青春的现实终点，我也不例外。而仔细想来，令人不快的或许不是现在的你如此冷漠，而是再也找不回那个怎么也学不会奉迎怎么也抓不住别人G点的真正的34号吧。
我忽然记起很久以前看过的一部绘本，叫做《寻找一年甲班34号》。书里有个不太喜欢学校的小朋友34号，老师责备他，父母惩罚他，同学排挤他，最后还弄丢了最要好的伙伴小蝌蚪小黑。后来就出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小孩，代替34号回到学校——“他”成了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不容易被记得也很难被忘却，在这样的体制下好好背书用心考试，循着大人的期望慢慢长大。而现在，正对着电脑敲击键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