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s ist der langen Rede kurzer Sinn？”（您这一大段话是什么意思？）也许有读者要问。第一，是证明我在这篇序言开头所说的意图是正确的；第二，是要说明多年的经验向我提示的一个结论：我国的评论界，尤其是最近一个时期，还不能自诩一贯正确，一个作家如果只听他们的话，就会有自毁才能的危险。他们的主要毛病在于没有独立自主的见解。在此我不能不顺便说说我对“无意识创作和有意识创作”、对“先入为主的观念和倾向”、对“客观性、直率和天真的益处”——我对所有这些“动听”的话的看法，不管这些话出自哪个权威之口，我总觉得不过是老生常谈，是修辞上的陈词滥调，它之所以没有被认为是虚假，只是因为以假当真的人太多了。任何一个有点才能（这当然是首要条件）的作家，——我说，任何一个作家都首先要努力准确生动地再现他从自己和别人的生活中得到的印象，任何一个读者都有权评判作家在多大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错又错在哪里；但是谁有权向他指出究竟哪些印象适用于文学，哪些不适用呢？只要他写得真实，他就是对的；假如他没有才能，任何“客观性”也帮不了他的忙。我国现在涌现了许多写家，这些写家自命为“无意识的创作者”——他们总是选用“来自生活”的题材；然而浸透他们全身心的正是这倒霉的“倾向性”。大家都知道这句名言：诗人用形象思维；这句名言是无可争议的和正确的；可是作为诗人的评论家和裁判官，您没有理由一方面允许他形象地再现大自然的景色、人民的生活、完整的性格（又是一句动听的话），可是当他一接触到某种模糊的、心理活动复杂的、甚至是病态的东西时，——尤其是，如果这不是个案，而是从上述人民生活和社会生活深处推出的事实的话，——您就会大叫：停！这绝对不行，这是一种内省，这是先入为主的观念，这是政治！政论！您断言，政论家和诗人的任务彼此不同……不！二者的任务也可能完全一样；只不过政论家是用政论家的眼光来看它，诗人则用诗人的眼光。在艺术事业上，怎么写的问题比写什么的问题更重要。如果被您摒弃的一切以一种形象（请注意：以一种形象）铭记在作家心头的话，那您又何必怀疑他的意图，为什么要把他逐出文学的神殿呢？在装饰得十分漂亮的神殿祭坛上，正端坐着“无意识”艺术的祭司们，祭坛前面香烟缭绕，香火又往往是这些祭司亲手点燃的。请相信：真正有才能的人永远不会为不相干的目的服务，他会在自身中得到满足；他周围的生活会给他提供内容，他就是生活的集中反映；但httｐ://ｗｗｗ•９9lｉb•nｅｔ是他既不大擅长写颂词，也不大擅长写谤文……说到底，他犯不着这样做。只有不会干其他更好的事情的人，才会按命题作文或者按政纲写作。
在决定把我写的所有长篇小说（《罗亭》、《贵族之家》、《前夜》、《父与子》、《烟》和《处女地》）按前后顺序编进本文集后，我认为有必要用不多几句话说明一下我这样做的原因。我想让愿意费心连着读完我这六部小说的读者能够清楚地确认，那些指责我改变了我一度采取的方向，指责我变节等等的评论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确的。相反，我觉得，我应当受指责的倒不如说是太不知变通，取向也似乎太僵直了。《罗亭》写于一八五五年，《处女地》写于一八七六年，两书的作者都是同一个人。在整个这段时间内，我尽我的力量和本事，务求把莎士比亚称之为“the body and pressure of time”的东西，把作为我的主要观察对象的俄国文化界人士迅速变化的面貌认真地、不偏不倚地描绘出来，并将其体现为某种适当的典型。我在多大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不应由我来判断；但是我敢于设想，现在读者将不会怀疑我的意愿是真诚的，是前后一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