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饥渴都解决不了,又何谈精神上的诗意?归根结底。没有一个宽容的制度可以海纳五光十色的生存状态。让人自由地爱吧,愈自由愈纯洁。
性,应该是美感的、愉悦的。性爱,说明有爱的性才更美好。
过于放纵与挥霍的性,多少让人觉得猥琐,有性无爱,与动物有何区别?
一个人对性和爱的态度“不在于男男、女女、男女”,只在于这个人本身。

我问:“有一些东西对同性恋者来说比生命还要重要么?”
“对。”
“是什么?”
“爱情、自由,公开表达自己身份的空气、空间。”
爱情、自由、公开表达自己身份的空气与空间。
其实需要的是社会宽容和尊重,而不是偏见和歧视。
中国性文化中,把生育当做性的目的,把无知当纯洁,把愚昧当德行,把偏见当原则。
同性恋,在西方相对宽容的多,这也是在经历了几个世纪抗争中,才慢慢被人理解和宽容。
在中国,尤其是十多年前,大众视同性恋为洪水猛兽,跟艾滋病、绝症一样,被隔离、被歧视、被抵制,导致这以群体生活在社会边缘,活在痛苦绝望之中。

“和陌生人发生性关系,对于同性恋者来说有巨大的好处,这个好处就是安全。”张教授说。
安全?我很意外,这是在健康上最不安全的方式。
“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两个人完了关系大家互相都不认识,不用担心身份的泄露。”
在没有过去和未来的地方,爱活不下来,只有性。
在没有过去和未来的地方,爱活不下来,只有性。

王小波说过,你在家里,在单位,在认识的人面前,你被当成一个人看,你被尊重,但在一个没人认识你的地方,你可能会被当成东西对待。我想在任何地方都被当成人,不是东西,这就是尊严。
身边的人不是记者,就是教授、作家、公务员,当然会对那些混迹于社会底层,感觉不到他们存在的那批人无动于衷,甚至于漠然。

我接住大馍一掰,热气一扑,长提一口气,一口下去,手都颤了。那一下,像是水里一抬头,换气一刹那看见自己,蹲在田地中间半垛窄土墙上,为爬墙脱了鞋,光脚上都是土。傍晚风暴快来满天黑,只有长云的底部痛痛快快一抹鲜红。
原来文静那么多年,一致泡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头,怕冷怕热怕出门怕应酬,除了眼前,别无所见。
然后一个猛子扎进这个成人的世界,节奏快的连气都来不及换,从文艺女文青,变成怒面小金刚,之前青春期湿哒哒的劲儿一扫而空。

《红楼梦》里写贾宝玉讨厌“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句话,觉得市侩。我原来也是,一腔少年狂狷之气,讲什么人情世故?采访时万物由我驱使,自命正直里有一种冷酷:这根流血的手指要不是来自亲人一样的同事,我恐怕也不会在意,他对我一句责备没有,也正因为这个,我隐隐有个感觉,为了一个目的——哪怕是一个正义的目的,就像车轮一样狠狠辗过人的心,也是另一种戾气。
为了一个目的,哪怕是一个正义的目的,就像车轮一样狠狠碾过人心,也是一种戾气。

史努比老说我有“塑料感”,跟现实隔着朦朦一层。但这层膜很快就保不住了,人被硬生生直接摁在犬牙交错的生活上,切开皮肤,直入筋骨。
不说别的,进了农村,跟狗打交道都是个坎。你盯着它,它盯着你。它斜着小圆眼,讨好它也不理你,拿个伞吓唬它也没用,它反正闲得很,有的是时间,走到哪就往你面前一横,你左它左,你右它右,意思是“过我一个看看”。
现实的生活,让你慢慢卸下伪装,慢慢还原本真来。

一直到长大成人,生活里碰到厉害的人,我就走避,不搭讪,不回嘴,不周旋,只有跟孩子、老人、弱者待在一起,我才觉得舒服。我觉得我就像《史努比》漫画里的圆头小子查理·布朗,连条小狗也管束不了,每次上完露西的当,下次还吃亏。明知“吱吱叫的车轮才有油吃”,就是开不了口。
遇到强者,会躲避、会退让;不搭讪、不回嘴、不周旋;这也许是女性角色的劣势
中国几千年来,男尊女卑思想深入人心;女性对自己的弱者形象也已经习以为常。
再加上人人都有自己的舒适区,在这里会更舒服、更自在,没有压力和紧张,并且不想走出去。

非典的时候冒死不难,提一口气就够了,生活却是呼吸不绝。天性里的那点怯弱,像钉子一样钉着我。小时候看到邻居从远处走过来,我都躲在墙角让他们过去,打招呼这事让我发窘。我妈看着我直叹气。
人天性这个东西,跟童年经历息息相关。
打上的烙印,不是轻易就能擦掉和遗忘的。

新同事都是非典时才认识我,那时我刚从烂泥境地拔出脚,沾了点轻度躁狂,带着矫枉过正的活泼,上楼都一步两级,沿着楼梯上指向“新闻调查”的箭头一路跳上去。还是我爸最理解我,说:“就像我们手术台上的病人,麻药劲儿过去了,话特别多,抑郁很容易转成亢奋。”
这是虚假的亢奋。
经常不说话的人,突然说起话来,那就有点搂不住。

十年将至,到底这么做对还是不对,我在心里已经过了好几个来回,还是没有最终的答案。只是我必须承认,当年面对医生的辩解,一部分是要隐藏自己的无能。那时我说出的只是人生的皮毛,这些孩子之间的情感复杂远超过节目中的描述。
新闻从业人员,坚持新闻的客观性、真实性没有错误。
但记者,首先你是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真实的人,有自己人性和情感,不应该是冰冷的,在这个世界应该有一丝温存。
没有对错,只有应不应该。

回到酒店,收拾东西回家,小音箱里放着Skinny Puppy的音乐,站在高楼的窗口,看着空无一人的北京。看了一会儿,我回身把耳机扣在头上,拿头巾用力一绑,把音乐开到最大。如果当时有人看到这一幕,可能会认为我疯了,因为那根本不算舞蹈,那只是人的身体在极度紧张后的随意屈张,音乐就像是谁站在万仞之上,在风暴中厉喊。
我闭着眼睛张着手脚,胡乱旋转,受过伤的左脚踝磕在桌腿上,疼像刀一样插进来。人在那种快意的痛苦里毛发直竖,电子乐里失真的人声像在金属上凶狠地刮刺,绳索突然全都绷断了,我睁开眼,像一只重获自由的小兽,久久地凝视着这个新的世界。
我睁开眼睛,像一只重获自由的小兽,久久的凝视这个新的世界。

我原来以为这一辈子,就是每天想着怎么把一个问题问好,把衣服穿对,每天走过熟悉又局促的街道,就这么到死,没想到还有这么一天。
好多时候,都感觉自己一辈子也就这么个样子了。
以前从没有考虑到死的问题,就这么到死,也就这样了。
不考虑的时候以为没有,但真正见过更多生死以后,也就淡然了。

干着急参与不进去,闷闷地想,将来我要有个孩子,他问我:“妈,非典的时候你干嘛呢?”我说:“你妈看电视呢。”这话实在说不出口。
新闻从业人员的时代使命感啊

“你就记住一点,”他说,“新闻本身是最重要的。如果有一个人能够接近新闻的核心,那你这期节目就让他一个人说话,其他两个坐在那儿一言不发也无所谓。”
我迟疑:“嘉宾会不舒服吗?”
“他们舒服不舒服不重要,记者的首要任务是揭示真相。”
记者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揭露事实真相
新闻本身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有一个人能接近新闻的和信心,那这期节目就让他一个人说话,其他嘉宾一言不发也无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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