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这本书才知道,这家不起眼的小酒馆居然还和DNA的发现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我是好奇的,剑桥给了我太多的惊奇。在这儿住久了,对身边的一草一木的典故也就了然于心。比如Jesus College(耶稣学院)里株株桑树就是《失乐园》(The Lost Paradise)的作者英国著名诗人密尔顿当年读书时亲手摘种的。还有三一学院大门前那棵苹果树,矮矮的,但来头可是不小,人称“牛顿的苹果树”。这棵树已经枯荣再植过许多次了,虽然并非是牛顿看苹果落地悟出万有引力定理的那棵,但确实是从牛顿的家乡千里迢迢移植而来的。其实牛顿看苹果落地的事儿也是子虚乌有的,不过是文人笔下一段浪漫的渲染罢了。他老人家不过是在一篇论文中举了苹果落地的例子,并说到苹果为什么不往上飞。他潜心研究的结果是:宇宙中诸物体均受宇宙中它物体之吸引。并推导出了万有引力定律公式,由此又创立了微积分学,奠定了力学的基础。所有这些成就的取得,他只花了短短一年半的时间,难怪他被誉为“历史上最伟大的天才”,仅仅26岁就获得了剑桥教授的席位。99lib•net
不久之后,我自己也有了一次这样的邂逅九-九-藏-书-网。国际关系学院的缙带着娇妻爱女同来剑桥,常常请我们一帮中国学生去他家改善伙食。他家住在剑桥南部,而我住在剑桥的西北角,去一趟便要穿越几乎整个市区。听起来吓人,走路也不过四十分钟罢了。在Trumpting Street 的时候。我忽然看到四位老者正从对面的街道向我走来。他们风度不凡,其中的一位老太太满头银丝,却穿着一件鲜红的风衣,在瑟瑟的寒风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我无法收住自己欣赏的目光,直到与他们几乎相撞。我的步伐比较快,还没来的及停下。他们四位居然先停下脚步,其中一位绅士彬彬有礼地做了一个“请”的姿势,让我先过。与剑桥的文明人相比,我真的是有几分野蛮呢。这里的街道上常常是车辆让行人先过,男士让女士先过,不小心擦身,便不断地听到对方说“sorry”。我不住地赞叹着年老的女性却依然保持着独特的优雅韵味云云。直到他们走远,杨光微笑着问我:“你知道刚才给你让路的人是谁吗?”“谁?”我自然是不解。“他叫作卫奕信。”望着我迷茫的样子,他道出谜底:“他是彭定康之前的香港总督,现在是Churchill学院的院长。这位总督,从前我在香港因为工作关系曾经见过的。 我就是这样糊里糊涂的人呢。初到剑桥时有些方面真是孩童般的无知,因为无知,倒也就轻轻松松,只是觉着哪儿都好看,什么都有趣,不去深究。坐在三一的食堂里吃饭,看到一个英俊老头的画像,威武挺拔故作严肃的样子,觉着好玩,后来才晓得老头子原来是亨利八世,那个为了迎娶佳人脱离罗马教廷的固执君主,那个杀了好几个老婆的古怪暴君,当然也是这赫赫有名的三一学院的创建者。我不喜欢他,从此食欲也受了影响。
在剑桥,与各色人等,诸如学界泰斗、政界要人的邂逅是不可避免的。
还有一回,被朋友藏书网们拉去Bent Street上的一家名叫“Eagle Bar”(老鹰酒吧)的小酒馆喝东西。那房子十分古老,粗大的原木构成房架,分上下两层,低矮狭窄。外墙粉白,衍木黑色裸露,是典型的乡村老屋的样子。大门也是原木无油漆、无修饰的,进门一个院子,随意地摆着几张桌凳,好像中国武侠小说里酒肆的摆设。我对这里是不以为然的,不过是个破破的小酒馆嘛。同行的友人却是一副敬仰的神情:“这里可是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地方。克里克和沃森就是在这里喝酒时产生灵感,发现了DNA的双螺旋结构模型。这项发现可是能够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孟德尔的遗传定律相媲美的科学史上的重大事件呢!这两个人也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医学与生理学奖。”后来我在剑桥的图书馆里读到了沃森博士写的《双螺旋——发现DNA结构的故事》(The Double Helix-A Personal Account of the Discovery of the Structure of DNA), 里面无数次地提到了他们在Eagle Bar吃饭、谈话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