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镜殇》这本书的包装上是这样宣传的:“本格派推理攀登巅峰之作”,“一夜之间,就使中国推理小说与日美等国的一线作品比肩!”看到这样的宣传,我心怀期待,但同时更有些担忧,因为现在在图书市场上找出一本封面上不写“史上之最”和“全球第一”的书已经是很困难的事了,不管什么都是“第一”,甚至还有连写七八个“最”的,而《镜殇》上“比肩”二字,已经算得上是客气了。
不管怎么样,好看才是硬道理,先看看再说。小说的开头是几个人讲恐怖故事,这个开头倒也很吸引人,然而几个人所讲的故事却不稀奇,大部分我都看过,包括“南极奇尸案”——说到这里,我要插一句,小说中周宇宙说呼延云是继奎因之后第二个在60秒钟之内找到答案的,我觉得这话有些大了——看到几个人所讲的故事,我认为这是国内推理小说家常犯的一个毛病,就是一定要引一些国外的经典来充实自己的作品,显得有些底气不足。
故事再进行下去,命案出现了,警察出现了,擅长推理的人物也出现了。警察刚愎自用,坚持认为死者系自杀,美女记者用一个简单的推理就把警察的推断给否掉了。然而,我在这个地方发现,美女记者的推理是站不住脚的,当时我有些窃喜——嘿嘿,又被我发现了作品的纰漏。
然而后来我发现,作者到底比我聪明,他在后面让另一个人——本书的主角揭示了美女记者的纰漏,这一招不仅让小说严密起来,同时作者也是在和读者进行博弈——你猜得出?那你继续猜吧。
可以说,呼延云这个人物的出场和介入案件让小说徒然就好看起来,我似乎又看到了波洛的影子,并在跟随着他进行思考。昨晚我把小说看了四分之三就合上书去睡觉了,却发现自己失眠,一直在考虑案情,昏昏睡去也会梦到呼延云。真是折磨啊。
等到把小说全部看完,悬着的心才落了地,同时也感觉这部小说确实是本格派推理的上乘之作,作者所设计的诡计确实很出人意料,说是比肩日美,倒也所言不虚。在小说的最后,所有的可能都被排除,而所有的不可能又都变成了可能并给出了合理的解释。
推理小说的书评其实是很难写的,本着负责的态度,我无法引用小说里的情节来说明作者设计的巧妙,否则就会产生“剧透”让读者失去兴趣,我只能说,作为一个读推理小说很挑剔的读者,我对这本书还是满意的。
不过,挑剔的眼睛是天然的,所以对于此书的情节我还是要小心翼翼地挑剔一下。我觉得小说里有一个小小的疏漏,就是小说的第二章是《打给空屋子的电话》,这个电话在小说中是重要的情节构成,但是在这之后,空屋子里的那部座机却一次都没有出现过,不论是提取指纹还是查询电话记录,似乎警察和推理大师都忘记了这个电话的存在。
推理小说不能只有一个完美的推理,还应该有一些其他的东西。首先就是人性的刻画,这一点《镜殇》虽然不能说很出色,至少也还合格,有几个人物的个性还是比较丰满的。小说还有意无意地对社会进行了一些批判,比如小说里有一段话是刘新宇说呼延云的:“大家都抽烟,你不抽,你就是虚伪,他们就是真实;大家都爆粗口,你很少说脏字,你就是虚伪,他们就是真实;大家都可以脱了裤子就性交,你要在有了爱情之后才有性爱,你就是虚伪,他们就是真实……”呼延云接口说:“有人性就是虚伪,有兽性才是真实。”事实上现在把“兽性当真实”的大有人在,很多人就像小说里的某些人物一样,他们活着的目的就是“玩”,然而最后却是,“兽性的真实”躺在了太平间里,却要“人性的虚伪”来为他们寻出死亡的真相。
这应该是小说“推理”之外的收获。有了这样的收获,再加上本就很吸引人的推理过程,使得这本书的阅读快感指数很高。我觉得这本书不应该是“巅峰”,它应该是中国本土推理的一次攀登。中国推理小说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真心地希望有更多更好的本土推理小说涌现,到时候可以让国外的出版商在他们的封面上写上:“此书堪比中国推理。”

看桐华的文我就是男配控,从《大漠谣》孟西漠 (九爷)《云中歌》孟钰 《被时光掩埋的秘密》陆励城
虽然我也很喜欢桐华每部书中的男主,但是相对来说,男配更记忆深刻些。
《那些回不去的年少时光》中的许小波,我在整部书中搜索着他的影子,看着他与她的初识,陪伴,而后绝交,
反复看着他与她过往的片段,对着结局和番外一字一句的找寻寻找着他与她的结局。
这个为她挡一杯酒,而后喝下一瓶白酒的小波;教会她“世界上谁都可以不爱我,但我要爱自己,怜惜自己,对自己好。”
带着她跳起青春第一只舞的小波;生活如此艰难下,坚强在杂乱的社会中,洁身自好,努力向上的小波。
在当时,小波决定放弃高考,去帮助李哥时,最后一次见到文艺汇演后的琦琦,看着她和同学朝气蓬勃,飞扬明媚的样子,
又觉得他与她不再是6年前的彼此,他身上已经附带着黑暗阴霾的一面,却不想琦琦也如他般。
特别是小波忍痛为了琦琦的将来干干净净而绝交的片段,让我心都跟着揪起来,想着不要不要,我不要他们这样。
我独断的相信,相信高中努力学习,努力向上的琦琦是为了小波,为了小波无法实现的梦想——考上大学,
她要圆了小波的梦,那样的努力着,可是当终于成为高考头名的时候,她执着的等在榜单前,执着的相信小波会来看榜!
看她实现了他的梦想,完成了他对她的希望,而等来的是一场空,哭的大雨滂沱,知道自己失去了他,
不管世界多黑暗,都会陪着她去看清楚的人。
可是多年后回国的琦琦,回来找寻的却还是他。
那句不见不散,让我绽放微笑,
是啊,谁规定了高中生就不能娶博士?规定了小城市的男人就配不上大都市的姑娘?规定了他就比那些精英差?
最后的最后,庆幸圆了他的梦是她,圆了她人生青春之舞的是他,终于经过纷纷扰扰后的他们,迎来了迟来的幸福。

前些日子花了很久才看完的一本书,看得时候忍受不了其中的压抑,看完了之后也不知道该如何提笔,只能一再延后。
很多朋友看完都说很感动,我在想,感动来源于何处呢?
是身负同样的悲惨童年的那个群落的不幸吗?
其实,极端的黑暗大概只会让人难受,只有当感染到自己的情绪时才会等身代入,因之也就随书中角色同呼吸共命运了。
并不是我说不会感动,铁石心肠,只是在今时今日的中国,家庭暴力似乎并不是最严重的问题,不是说没有,而是说并非最严重的。当然,对于智障及身有缺陷儿童的歧视是暂时不能完全被消除,但应该不会像作者创作这部作品时的10多年前的时代背景下对于儿童权利保护不够健全。
也许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中国,对于大多数城市儿童的童年是幸福的,很少有70到90年代城市儿童被家人虐待的惨状报导。
不过我想,父母心理年龄的低龄化才是导致家庭暴力产生的根本原因。这个问题,美国存在,日本存在,发展中的中国也必将面临,也许只是中国社会的发展还没有到达这样的阶段。
《永远是孩子》,即代表了刺猬、长颈鹿、海豚三个永远活在童年的阴影中无法自拔,同时也是整个社会中成年人无法摆脱孩子般的怯懦、任性、不负责任的特征,“日本社会就像一个长不大的孩子”,很多日本作家的作品中都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受迫于工作压力、受迫于感情危机、受迫于家庭暴力的父母将这种无处宣泄的苦闷转嫁到弱势的孩子身上,这种状况,在文明程度偏低的国家以及一个国家文明程度偏低的地方才会出现,但是在文明程度较高的日本社会的存在确实是值得玩味与警醒的。
从大的方面讲,单民族国家思维方式单纯一致的屈服强势与战后美占时期被强制输入的民主制度的结合是一种历史巧合。这给了日本国民一种外在的民主,但这种民主却在大多数日本国民的血液中是相违背与抵触的,如果说中国因民族性的懒散与对强势的忌恨不屑在本源上属于更容易接受民主制度却为集权政治制约国民精神是一个问题,那么本源上渴望崇拜强权集控的日本恰恰被外来披上了民主制度的外衣,似乎更有一些问题存在。因为这种民主不是日本人自己拿来的,而是被输入的。
因此政治上的民主与社会意识形态上的迷茫压抑、无所适从便不能不说是互为表里的。而家庭暴力与学校霸凌在日本便是一种植根于大多数人心里的形式认同。这与欧美的情况有些不同,欧美的情况可能是出在信仰冲突、种族歧视、肤色区别对待、以及群体漠视下产生的孤寂感与精神变异。
在欧美可能是局部性难题引发的状况,当然在亚洲国家中这些问题可能并非主要问题,但在欧美则是很难梳理解决的疑难;
在日本则是国民性格过分趋同导致的全民免疫失控,当然换过来说国民性格趋同在民族凝聚力倒是好事,当然这不是这里要说的了。
当然,日本这样的国家,也幸好是有民主制度作担保,有新闻、出版及言论的自由,端赖此项,日本的国民文学才显得生机勃勃,不说谎,敢于审视自身的问题,虽然一时未必能改变什么,但总好过闭目塞听,也是这个国家不会如当年那样极端化行事的一个制度保障,或者说民主的外来输入是使日本像一个孩子的缘由,也是不使其成长为独夫的武器。

一个天才的自传,同时代的爱迪生在他眼里只是一个勤奋的庸才…《特斯拉自传》很短,一本书里有中英两版(我当然只能读中文版了)
前半部分主要写了年少的故事,天才的童年也是充满了玄幻色彩,比如在脑子里构想出完整的一套实验,连可能的误差都想好了…(佩服…)
后半部分大概写了他的物理学成就…但…不是很易懂…一般的高考物理知识大概不能支持你全部读懂…
“一个老婆如何能两人共享,特别是与一位骗徒、盗窃惯犯共享岂不危险?”是他在拒绝和爱迪生共同领奖时的言语…很自负的话语,但从这个天才嘴中说出来却让我们更好的感受到他的人格魅力,天才,有天才的骄傲,我们望尘莫及,但却尊敬。
综上,是一本比较适合物理系同学阅读…其它普通人…还是算了吧…
个人见解,不喜勿喷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写的登峰造级,通过一个个小故事,揭露了现实生活的残,知识分子的虚荣,人内心的恐惧,对现实的反抗,契诃夫的笔触及到哪里都显示出对那个时代的批判,不带情感的说出那个时代的腐朽,让读者自己代入情感的。故事精炼,没有多余的东西,特别是结尾部分,绝对是画龙点睛之笔。

由于各行业的迅猛发展,大公司会将部分元件或是成品交给小公司(即书中提到的转包公司)去做。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为了降价并提高产品性能,压低小公司的价钱及成本。而小公司由于经常受到大公司的刁难,即使受到了无理对待也要自行吸收损失,然而却还要依大公司而存活。往往,缺乏资金的小公司由于生产机器的落后而无法换代惨遭破产,或是贷款购置了合适的机器却因为从大公司那里拿不到订单无法偿还贷款而破产。
日本的照相机行业也是这样。
大的照相机公司会将镜头的镜片生产交给小公司去做。而这些小公司就靠着为大公司做镜片存活,但往往会遭到大公司片面的撕毁合同或是刁难。由于,每个照相机公司所要求镜片的工艺都不同,这些镜片在得不到大公司的认可也无法转卖给其他照相机公司。而且制作镜片的都是特殊的玻璃,又无法重新熔化再制作新的镜片。于是,这些成品或是半成品镜片完全变成了废品。这些废弃的玻璃镜片就丢弃至湖里,日积月累湖底堆积着几十万上百万的这些镜片,而这些湖底泛着光芒的镜片则是成百上千的小公司人的血与泪。
——这也是书名《湖底的光芒》的由来。
这本书没有推理小说常用的桥段,没有诡计、没有手法,所以这也不是推理小说,只能算作是揭露日本阴暗现象的社会类小说,揭示了企业竞争大鱼吃小鱼的残酷景况和丑恶面貌。和《黑色记事本》相似的是,书中的女主角加须子在男性主宰的社会里辛苦生存,一方面要维护自己的公司在这个勾心斗角的社会里游走忍受着大公司的盘剥,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女人还要与男人们打交道抵御他们的骚扰,其辛苦可想而知。
虽然不是推理小说,但松本大师的文字有一种可以抓住读者的吸引力,让人忍不住读下去。即使在书的封底上看到了全书的内容简介,依然无法阻挡我想一口气读完这本小说,让我不禁代入到故事当中,为主人公的命运所担心。
此书作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讲述的也是发生在日本照相机镜片制造行业的故事,但其中的现实问题却可以引伸至现在或是很长一段时间的未来,同样也可以延伸至日本以外的其他国家。在这个社会下,哪里都少不了这些转包公司的血与泪。大家在读过这部小说之后,再见到商场里那些琳琅满目的商品时,心里都会有一定的感触吧?

没有离奇繁复让人惊愕的密室手法
没有千奇百怪叹为观止的作案动机
没有从头到尾毫无线索的铺陈让人觉得不可能并且放弃思考的细节
悬念从头至尾都存在于读者思考各种可能性的过程中
描写没有隐瞒读者
于是可以通过那些朴实的叙述中推测各种可能性
于是可以在下一步的阅读中获得
“呃……果然是这样”
或者“哦……原来是这样”的快乐
或许这是我期许已久的推理小说
可以让读者角色带入或者是站在与小说中刑警们同样的角度来阅读
倒不是说什么脑力风暴
只是觉得
见到那么多只是追求奇异的动机和作案手法的小说的今天
推理小说的最开始就似乎是写给推理小说读者看的小说
这话听起来是有点废柴
我的意思是,读者在看到那些开始就铺陈多离奇的情节多不可能的犯罪多令人匪夷所思的情节时,立马就会觉得,恩,是的,是作家写给我们读者看的,然后在冗长的解谜中炫耀着小说家诡计的精密与巧妙和超出读者想象的成功,似乎是挑战读者好奇心而作却把读者和作品割裂开来……
福尔摩斯说:所谓事件,只要有不可解之处,就很容易解决。看起来平凡无特征的犯罪才真棘手。
个人认为合乎情理的犯罪与推理才能带给读者更多的东西
阅读大约是需要思考的,并不是一种感官的刺激
在长久以来看到很多推理都需要挑战我的耐性和好奇心的烦躁中
尽管情节平凡
尽管在推理中还是有一点拖沓
可是终归是快乐的
在阅读的时候如同饮一泓清泉
找到了最初读推理小说的欣喜与愉悦
这是一种回归吧……
这或许是那么喜欢的原因

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一书已经出版十几年了,相关的书评时有所见。我也想写,但又有种种顾虑,一直希望在别人的评论看到自己想说的话。可是这个想法每每落空。看来,自己想说的话还得自己说。
《政治》一书为我们讲述了这样一段故事:与通常皇权至上的时期不同,东晋一朝出现了皇权与士族共天下的特殊政治局面。最开始是所谓“王与马,共天下”,即士族琅邪王氏与皇帝司马氏共治天下。由于士族并非一家,彼此间势力强弱有变化,所以王与马之后,还会有庾与马、桓与马、谢与马等等的变化。同样,由于士族并非一家,彼此之间存在着制约的关系,所以任何一家也并不能轻易地取代皇权,由此,共天下的局面得以维持。
至此为止,问题似乎已经圆满地解决了。但是,作者的思考并没有停下来。他又发现,在士族与皇权之外,还有另外一支不为人所注意的政治力量在起着作用。这支力量就是流民。当时北方有源源不断的流民南下,这些流民不是西汉那种流民,而是一支由流民帅控制的武装组织。他们起初在热闹的政治史中虽然不显眼,但在保卫东晋免遭胡族铁蹄践踏上却着实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是皇权、士族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发现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只有发现了这条线索,才能完整地解释东晋之所以存在、东晋之所以消亡。我们看作者的总结:“东晋一朝,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流民出力,门阀政治才能维持。等到士族不能照旧当权,司马氏也不能照旧垂拱而居帝位的时候,已经走到历史前台的流民领袖人物既抛弃了司马氏,也改变了门阀政治格局,树立了次等士族的统治秩序。但是历史并未因此而断裂,历史的逻辑在晋宋之际仍在顽强地起作用。次等士族的代表刘裕既继承了孝武帝伸张皇权的遗志,又在朝堂上安排了虽丧元气但有余威的门阀士族的席次。皇帝恢复了驾驭士族的权威,士族则保留着很大的社会政治影响。这就是具有南朝特点的皇权政治。”可见,如果作者没有引入流民问题,这个最终的结论是不可能得出的。找到了流民帅,才终于找到了东晋通往南朝的历史之门。
对一个问题的研究倘若长久地没有进展,通常是因为研究者忽视了不应忽视的因素。寻找到这些被忽视的因素是很困难的。困难不在于它们隐藏得有多深,而在于前人已有的研究思路根深蒂固,无形之中会制约后来者思想的展开。关于门阀政治,以往的研究者多是从士庶对立的角度加以讨论,不要说流民问题,就连皇权在这之中的地位、作用也没有引起多少关注。作者突破了不易突破的制约,所以才为人们展现出一番新的天地。抛开流民问题不谈,上述结论本身也十分精彩。作者没有过分地渲染东晋南朝间历史变动的剧烈,而是清醒地注意到历史变化的背后也还存在着历史的延续。要解释变化中的延续,必须看到历史的深处,如果思考仅仅停留在表面,那么“延续”与“变化”的同时存在只能使研究者在解释上陷入困境。
《政治》一书二十五万字。如果让我写,可能有三万字就够了。为什么他需要这么大的篇幅?我想,这是因为作者对历史细节有着特殊的偏好,不妨说他有一种“细节嗜好”。要说明细节问题,没有足够的篇幅是不行的,因为在这里,一般性的说明是无济于事的。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永嘉之际,晋室南渡。关于南渡的建议者有三种记载。一说是王导,一说是裴妃,一说是王旷。对于这样的问题,谨慎一点的研究者可能不作判断,只是存疑。轻率一点的研究者可能会勉强认定一种是真实的,而排斥其他。但作者却不是这样处理的。他说:“以上三说,各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一些真实情况,可以互相补充,而不是互相排斥。它说明南渡问题不是一人一时的匆匆决断,而是经过很多人的反复谋划。”这个结论真可谓是预料之外,情理之中。在考证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他突然不考证了,用敏捷的思维化解了这个问题。类似的例子在书中还有许多。
将近二十年前,田余庆先生曾和我们学生说:“要注意排除反证,没有反证的问题是简单问题,复杂问题往往有反证。反证必需在我们的考虑之中。”以上这个例子可以说是排除反证的经典之作。
老实说,究竟是谁提出了南渡的建议并不重要,如果我来研究,大概不会注意这个问题。这里之所以提出它,主要是想说明作者在解决问题时所表现出的智慧。优秀的学者就是这样,他不仅会提出有价值的观点,而且也会让你看一看智慧的模样。从古至今,智慧远不如知识增长得快,所以每当我们看到智慧的光芒时,就会感到由衷的喜悦
他不会永远顺利的,他也会陷入困境。在阐释东晋门阀政治出现的原因时,他提出的理由使人怀疑。首先,作者采用了一种叙述的模式来说明问题。他指出,东晋王导与司马睿的政治结合,实际是来源于西晋王衍与司马越的政治结合。同样是王、马结合,但地位却不相同,在西晋,政治上是以司马越为主,王衍为辅,而在东晋,则是“王与马共天下。”王、马之间关系的变化是因为早在西晋末年尚未南渡的司马睿与王导结合时,司马睿就处在一个弱势的地位上。那时的他只是一个“恭俭退让”,“时人未之识”的一般宗室成员,而王导已经具有政治阅历和名望。这种关系延伸到东晋,“便有了祭则司马、政在士族的政权模式”,由此开启了百年门阀政治的格局。
这样叙述历史事实是一点也不错的。但是从道理上讲,我们并不能排除前一对王与马南渡的可能性。如果过江的是司马越与王衍,必定还是以马为主,以王为辅。如此一来,岂不是就没有百年门阀政治了?退一步说,即使我们坚信过江的只能是司马睿与王导,疑问也还是存在的。因为“共天下”的局面在王导以后并没有结束,而是一再出现,持续百年。对于东晋皇权来说,这种局面绝不是一个偶然事故所能造成的。
在本书结尾的时候,他又再次触及到这个问题。他说:“如果没有一个成熟的有力量有影响的社会阶层即士族的存在,如果没有一个丧失了权威但尚余一定号召力的皇统存在,如果没有民族矛盾十分尖锐这样一个外部条件,如果以上这三个条件缺少一个,都不会有江左百年门阀政治局面。”他说得依然没有错,但依然只是对事实的陈述而不是解释。东晋出现门阀政治,到底是什么原因?我曾当面征询田先生的意见。他略作沉思,答道:“我不愿意追求终极原因,因为一追求终极原因,文章就飘起来了。”的确,对于习惯了从细节出发的他来说,追求终极原因是太难了,终极原因不会在细节里。
无法在深层次上解释门阀政治的出现,这其实并不仅仅与他个人的研究习惯有关,而且也与政治史研究方法本身有关。极端地说,单纯的政治史研究可以解释从去年到今年的政治演变,但却无力解释政治形态的根本变化。当整个政治形态都发生变化的时候,它必定牵涉到超出政治史范围的更大的历史变动。这就如同说我们可以用政治史的研究方法分析辛亥革命时各种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但却不可能用同样的方法解释历史上为什么会有一场辛亥革命。历史上为什么会有一场辛亥革命?这里涉及到了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形势种种因素。在时代发生大转折的时候,终归是政治跟随着时代,而不是时代跟随着政治,尽管表面现象可能恰好相反。
政治史研究方法对他的制约不仅表现在研究东晋门阀政治时。在研究三国史时,同样的问题也发生了。在《孙吴的建国道路》、《李严兴废和诸葛用人》等文章中,他为我们揭示出了吴、蜀政治演变的清晰线索,关于曹魏,他也写过若干高水平的文章,但涉及到曹魏发展线索的时候,他沉默了。这是为什么?我想,这是因为吴蜀的历史较为单纯,都是有头有尾的,容易把握。而曹魏则不然,一涉及到曹魏,就必定要和前面的东汉、后面的西晋联系起来,而汉晋时期的历史变动是多方面的,远远超出了政治史的范畴。一到这时,他就显得力不从心了。即使不考虑政治史以外的因素,单纯思考政治发展线索,他面临的困难也同样不少,因为从东汉的党锢之祸到西晋的八王之乱,时代剧烈的、多次的变化打碎了政治史,政治史只是些零碎的片断。我们知道,他的性格是从细节出发,追求的是不缺少任何中间环节的一条完整链条。当这个目标不可能实现的时候,他只能沉默了。
有趣的是,在他沉默的地方,几十年前,陈寅恪先生却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陈寅恪先生在《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一文中说,东汉末年有两种政治势力,一为内廷之宦官,一为外廷之士大夫。魏末曹氏与司马氏两党之争就是汉末斗争的继续。曹操为宦官代表,而司马氏则为信奉儒学的士大夫的代表。魏晋禅代,曹氏败,司马氏胜,斗争终于有了结果。这是一条清楚的线索。为什么陈寅恪能找到线索呢?很明白,他所凭借的是他自己的阶级分析学说,而他的阶级分析学说说穿了就是血统论。曹操是宦官的后代,所以曹魏就是宦官阶级的代表。这样,他用理论把断裂的政治碎片缝合了起来。
他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田余庆先生曾委婉地指出,陈寅恪先生忽视了一个事实,即曹氏父子早已转化为皇权的代表,而不再与宦官有何关系。我要补充的是,在转化为皇权以前的东汉末年,曹操就不在宦官阵营内。密谋诛杀宦官的计划制订时,曹操就已经参加了。从他晚年的回忆中看,年轻时的曹操的理想很简单,就是想当一名合格的士大夫。借用田余庆先生的分析方法,可以说东汉末年的曹操是介乎于宦官、士大夫之间的第三种政治力量。
从以上的对比中,我们能够感受到陈、田的不同。他们都在研究政治史,从表面上看,陈寅恪先生也是在寻找历史线索,但深层上看,他实际上是要用历史的线索来证明他的理论。在他那里,只要理论不缺乏,几乎所有的历史线索都是能找到的。总之,他有理论先行的嫌疑。而田余庆先生则不然,他没有预设什么,他只是一心一意地寻找历史内部真正存在的线索。如果找不到,他不惜沉默。
两种方法,各有利弊。陈寅恪先生的政治史是有理论背景的政治史,所以他研究问题涉及的时段较长,显得有气魄,而田余庆先生的政治史在气魄方面就显得略逊一筹了。田余庆先生的优势是,思考缜密,一旦得出结论,往往不可动摇。公允地说,陈寅恪先生在他认为有用的若干历史细节、若干点上也有极精致的考辨,但是在点与点之间则往往有较大的跨越。他跨越的幅度越大,失误的机会也就越大。
我曾当过几年教师,我曾道貌岸然地告诫学生说:“要注意克服自己的缺点。优点不用管它也会发挥作用,而缺点不被克服就会妨碍你的进步。”这话看似合理,其实经不起事实的检验。经验告诉我们,人真正能克服的缺点都是小缺点,致命的缺点是无法克服的。陈寅恪先生是如此,田余庆先生也是如此。大师并不是没有缺点的,大师也不是因为克服了缺点才成为大师的。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只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优点发挥得淋漓尽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陈寅恪先生是成功的,田余庆先生也是成功的。
学术要发展,我们一定会找到新的研究方法,只是新的方法不会离旧的方法太远。

厚厚的一本,承载了台湾400年的风物
如果你不是研究工作者,只看看前面的纪传和后面的列传就好了,中间的那么详细的数字和史料还是留给学者们吧。
这本书从隋唐一直写到晚清,但前面因为太少史料记载,显得比较荒芜。真正着墨较多是从郑氏赶走红毛,建国东宁,一直到清朝治理的这300年间的事情。
我个人觉得《台湾通史》的真正意义不是结束了台湾无史,而是在于给台湾一个中华国土的血脉之身。
行文虽然问题是文言文,实则已经非常白话了,看起来并不觉得生涩艰难。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连横是连战的祖父,清末大儒,书香世家,编撰台湾史书第一人。祖籍福建,应该是郑氏治国之时由闽迁居而来的。这么算起来连横也不能算是个外省人了,不但不算,还是个道地的本地人。

对一只乌鸦,我们能拒绝命名,但是对一本书,我们却无法拒绝阅读。当然,这本书不是别的,是那种所谓的天书、宇宙之书、终极之书……比如博尔赫斯在《书》、《论书籍崇拜》中谈到,穆斯林教徒认为,《古兰经》是真主固有的一个属性,它产生于阿拉伯语形成之前,也产生于天地形成之前;而希伯来人则认为《圣经》系神灵口授,不同作者在不同时代写就的书都出自神灵之手。这是一种阅读的神话,同时无疑也是一种阅读的牢笼。拥抱神性的同时往往在拒绝人性,领受天启的时候往往也在放逐人生。事实上,当神灵、传统、信仰、真知托身为书时,阅读已不再是人生的发现,而是成为一种精神的见证。在这其间,孰是孰非孰真孰幻,实难定论,帕慕克的小说《新人生》,似乎正为回应于此而作。
小说一开头便写道,“某天,我读了一本书,我的一生从此改变。”由此拉开一本书赋魅又祛魅的奇幻旅程的序幕。一个叫奥斯曼的工学院的学生,读了一本奇特的书(这本书的书名就叫《新人生》),产生顿悟,决定抛弃原有身份,追随书中指引,毅然踏上追寻新世界和新人生的旅程。其间,他遇到并爱上了一个《神曲》中贝阿特丽齐一样的少女嘉娜;他追寻他的情敌,又在世俗幸福的诱惑下枪杀了这个实际上是他精神影子的人;他寻觅改变他一生的这本书的作者,最后却发现“新人生”不过是一枚牛奶糖;他最后丧命于一场车祸,临终前终于参透一切……
英国《卫报》说,《新人生》的书名来自但丁诗篇《新生》(La Vita Nuova)。和《新生》中诗人热爱的少女最终离去一样,在《新人生》中,嘉娜也最终别离奥斯曼,远嫁他乡,成一段不了情。又说《新人生》是一种“形而上的公路小说”( a kind of metaphysical road novel),我想这可能是帕慕克从纳博科夫的《洛丽塔》(Lolita)那里受到了启发,比如穿越全国的旅程,比如枪杀情敌这一场。当然还有那些滑稽的“手表密探”,让人想到卡夫卡《城堡》中K的两个助手。这些小处可以见出帕慕克在描绘土耳其现实时所拥有的欧洲文化视野,实际上也启示了一种阅读传统文化的新路。
关于《新人生》,帕慕克曾谈到,“我是一个真正的很极端的读者,期望书本能开启一个新世界。但是,和我的主人公不同,我也是一个警醒的、有讽刺感的读者;从这个意义来说,我并没有什么极端的观念或者终极期望。如果我像我的主人公一样面对任何一本书,我会找到一种解毒剂,这让我成了少数派,中东的自由主义者。”他更明确地指出《新人生》“影射了一种阅读图书的第三世界道路(the Third World way of reading a book),一种你能读些什么同时能从中领悟宇宙的秘密的观念。”
早在写作《黑书》的时候,旅居美国的帕慕克就从博尔赫斯(还包括爱伦•坡、卡夫卡、卡尔维诺等)那里有所领悟——“那是一种文学启示。他教我用完全超然和世俗的眼睛去看那些精彩的宗教作品。博尔赫斯告诉我,有一种东西可以称为‘文学之玄学’。通过追随爱伦•坡、柯勒律治及瓦雷里的道路,在一篇又一篇作品中寻找线索,他教会我用一种自由的方式去看那些有沉重伤感的传统和宗教的古老作品。”“博尔赫斯和卡尔维诺让我获得了自由。传统伊斯兰教文学的内涵如此反动,如此具有政治特征,并且它们被保守主义者以如此老套、如此愚蠢的方式加以利用,我从来也想不出我能对那些材料做些什么。但是一旦当我置身于美国,我就意识到我能够以卡尔维诺式的或是博尔赫斯的心情回溯到那些材料中去。我必须从分清伊斯兰文学的宗教内涵和文学内涵开始,这样我才能够轻而易举地挪用它的众多游戏、机关以及寓言的财富。土耳其有着高度精美的装饰性文学传统,既错综复杂,又雍容华丽。但是在那个时候,负载着社会使命的作家掏空了文学中的富有革新精神的内容。有许多寓言在各种各样的口头故事传统中被重复着——中国、印度和波斯的。我决心利用它们,把它们设置在当代的伊斯坦布尔之中。”
所谓的阅读的“第三世界道路”,就是一种东西方之间、传统现代之间的居间的阅读法。通过文学文化资源的并置、拼贴、转换,能从传统见出现代,从东方见出西方,从腐朽中见出神奇。这是一种真正开放的、自由的阅读。这种阅读法也必然包含对文字和人生之间纽结关系的解析。世间并没有什么能决定一个人一生的书本,正如帕慕克说的,“《新人生》是我的书中最富于想象力和实践性的一本书,也许它触摸到了民族感情、对传统的忧虑和对西化、现代化的厌倦。”这种“忧虑”和“厌倦”,也是对任何一种面向典籍时的单向度的、独断论的阅读法的拒斥。“想独自明智是一种巨大的疯狂”,拉罗什福科这句话是有其道理的,一本书如此,一种教义也是如此。何谓“新人生”?也许诚如书中所启示的,它的滋味不在字里行间,而在一粒粒的奶糖中。

我判断推理小说好不好的第一层标准是对读者的吸引力,就是说能不能让读者拿起来就放不下,一读不可收拾,看完第一句今天不看完不罢休。
那么,天谴者,就是这样一本能让人一读不可收拾的书,我拿到书第二天,从早到晚读完的。
书的语言很通俗,大众类不烧脑推理小说,的法医版,相信不少没读过秦明小说的人也听过他,网剧《法医秦明》曾火爆一时,也让更多的人了解了法医这个职业,秦明也获得了“cctv年度最具网络影响力的法治人物”。
秦明这个乌鸦嘴的形象很像柯南,柯南是去哪那死人,秦明是一说话就死人,看来还是秦明厉害。书的叙事脉络规规矩矩,也是因为受众的原因,并没给读者留有太多思考的空间,情节连续紧密。抛出问题然后立马说出答案,主线故事藏在在前面章节中,最后一章才水落石出。
书中医学名词特别多,尤其是解刨的时候,飙一大堆人体骨骼部位和医学试剂名称,按照认字认一半的方式,还是能大概的猜到说的是哪里。
作者作为法医的医术水平,断案水平,推理分析水平还是很厉害的,而作为作者的话,如果他的定位是网络悬疑推理小说作家,那表达能力是可以的,如果要作为一个文学悬疑小说作者,文学水平还需提高。毕竟在本书中并没有看到很有语言能力的段落,也没表现太多文学素养,更像是一个普通人写的很普通的小说,这和作者的职业性也有关系。作为一个法医能写出这样的作品当然是能在法医届甚至说是法制届鹤立鸡群的。如果要考虑作品的艺术价值的话,可能老秦要想想自己的职业方向了。

堂吉诃德将盔甲收拾干净,顶盔改成头盔,瘦马取了名字,自己立好名号,杜撰一个意中人,于某个炙日炎炎的七月的早晨,骑上驽骍难得,挎盾牌,握长枪,一个人到了郊外。没向任何人透露心事,悄悄踏上了心目中非同小可的路途。
自称堂、一本正经当上了骑士的这个老家伙,破衣烂衫,仅有的只是四株葡萄两亩地,熟读乃至倒背如流的却是古往今来的骑士小说。他满脑子光芒万丈的黄金岁月光荣的游侠骑士时代,决定行遍天下,匡扶正义,力挽狂澜。但据70多万字的信史记载,他通共才出门三次,足迹在离家不远的乡镇转悠,方圆估算起来,也就一个地级市。
塞万提斯先生是话痨。杨绛先生将上下两册简略十多万字,仍不能掩去塞氏活色生香多赚稿费的嫌疑,一笑。史上两个口水多过茶的人,《大话西游》里的唐僧,哲理滔滔不绝、引经据典最渊博的堂吉诃德先生,都是心怀最高远之人,对物质享受的不屑一顾也同处绝世山巅。自诩真正骑士的这位,无论说什么都扯上游侠骑士的本领确属天下第一,精神上的诗意,only you 先生可是望尘莫及。
至于堂吉诃德先生的全貌,杨先生在序文里有很好的勾勒描绘,使我对此人有向往之心,恨不得立刻踢马上前,下马鞠躬脱帽,致以最高的尊礼。当然骑士先生限于教律不能脱下头盔,定然当场将此光荣归奉于自己“天下第一美人”的意中人。在塞氏笔下,堂吉诃德淹通知识,拥有不俗的见解,非凡的勇敢,自圆其说的推理,武功却是不灵光的,运气时而极好时而极坏的。然而凭借着天马行空的想象,骑士先生的游侠行径可谓有声有色,高潮迭起,缕缕平地惊雷,尤其在作者收不住笔、洋洋洒洒越写越多的第一册,堂吉诃德的疯样元气满满,百折不挠,的确是很招人喜爱的。
可惜花样后继乏力、难以满足读者眼花缭乱之后的胃口,可爱的好侍从桑丘潘沙就登场了。桑丘的傻,主人的疯,世所罕见的一对活宝相映成趣。一个言辞文雅,一个粗陋俚俗,碰擦出不少思想火花。而且因为第一册销量好,堂吉诃德名头大响,第二册里,邻近闲杂人等,包括公爵夫妇,就来配合主仆二人玩耍。被取乐的二人置身于种种戏谑的安排浑然不觉,给王公贵人们发腻的庸常平添无与伦比的惊喜。堂吉诃德满腹经纶满口妙论,桑丘成语连篇字字珠玑,情节的铺垫一律很长,决斗的高潮总是草草收场,诗文和外篇穿插其间,读来毫不觉得冗长,情节真是离奇,译文真是高超流畅。
仿佛在听一篇吟游诗人的叙事长诗。朗诵的,在室内;吟唱的,在野外。塞万提斯写的是连载,故此跟一个说书人也没什么两样,“请听下回分解”,或“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听着怪津津有味的。
结尾杜绝给冒牌货续写的机会,令堂吉诃德终于清醒、以去世告终。在他渐渐清醒的归途,一群叫嚷的猪滚滚而来,将堂吉诃德连人带马撞倒,全然不顾主仆俩尊严,从二人身上踩踏过去。桑丘道:“罢了,咱们歇歇吧,乘天还没亮,睡它一会儿。只要明天,总会有办法。”一贯吹足了气的堂吉诃德却说:“桑丘,你睡吧;你生来是是睡觉的,我生来是熬夜的。天亮还有一会儿呢,我想做一首小诗散散心。”这位骑士习惯靠着一棵软木树吟诵,这次也不例外,但不知为何,莫名令人觉得有一阵想悲哭。
杨绛先生翻译的版本,结尾甚是匆忙,意犹未尽。我似乎在哪里看到过另一个尾声,大意是说堂吉诃德经历了许多失败和痛哭,最后返乡的路上,头脑突然灵清了,留下悔恨的泪水;此时桑丘却疯了,无限怀念堂吉诃德那个浪漫丰富的世界。平庸冷漠让人难以忍受,他希望主人能好起来,在另一个盛夏的早晨,野花盛开,他们再次上路。

在读司马氏的这本丰臣秀吉传之前我其实有点担忧。这本书其实应该是《新史太阁记》。关于太阁的故事我已经读到烂、读到烦了。太阁立志传这样的游戏也不知打翻了几次。
不过,最后司马并没有让我失望。首先他不像柴田炼三郎的丰臣秀吉传。其对不同人物特色的描写很到位,比如黑田如水。这并不是一本讲述丰臣秀吉英雄事迹的小说,而是有血有肉的历史。全书后半部分很精彩,特别是信长突然死亡之后的事件,描写的很紧张,引发人不少的嗟叹。
次之,司马氏也不像山庄冈八那样,喜欢在不同书里重复描述同一事件。对于一些重大事件的描写,司马氏总能通过不同人物的视角把时代展示在读者面前。《德川家康》里本能寺之变后最悲剧的人物是穴山梅雪,他因为自己的多疑而死;《丰臣秀吉》中的悲情人物则是清水忠治,面对主帅已死的侵略军,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壮烈赴死,以“挽救”军队,那种武士的无悔让人对时代又有不同的体悟和感慨。
但可惜的是,译者翻译的时候,并没有详细考查日本的政治传统,对于武将称谓、官职的翻译都似是而非。比如人物的通称偏说是“字”、官职都按中国的官制来翻、称织田家的家督为“织田王”,最搞笑的是,提到明智光秀的时候竟然这样说:“官拜定南侯”……真是不知道译者哪来的灵感,很好笑。
总之,这是一本了解战国、或完全不了解战国的人都可以读的好书。

村上春树是从28岁开始决定写小说的。
从那之后,他的作息之规律,写作之勤奋堪称文学界的模范,每年他都在不断推出新作品。
但是唯有一个例外,就是在东京地下铁毒气事件发生之后的那9年。
所谓东京地下铁毒气事件,就是奥姆真理教的麻原彰晃教主,派了一些使徒拿着剧毒的沙林毒气,放在东京地下铁的几个人流密集的地区,杀害了很多人。这件事当时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相当轰动的恶性暴力事件。
村上春树,被这个事件震惊了,此事无疑对他的精神造成了非常大的冲击,使他震惊到在接下去的整整9年里,他停止了他极有规律的写作计划,投身到对这个事件的调查中去。不同于新闻记者的调查,他作为一个小说家,更关心的是这个事件中的人,尤其是那些施害者们,他们是出于什么动机来做这件事?在这之后,支配着他们的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力量?
在调查中,他访问了许多的受害者及其家属,试图了解这个事件对他们的影响,对他们的创伤予以关注和理解。
但对他而言更重要的是,他与那些加害者的对谈,他要看看这些人究竟是谁,究竟有何特别。
调查的结果是:这些人从任何层面上来看,都并没有特别邪恶,又或特别愚蠢。他们唯一的不同就是他们对这个世界不满意,他们总是试图把自己和他人分别开来,给自己创造一个理想国,并且融入其中。
村上还发现,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从来不读小说,这可能也解释了为什么他们难以分辨出真实世界与想象世界的区别。经常读小说的人,尤其是读过好小说的人,会更容易分辨出两个世界的不同,不太容易被所谓的理想国所迷惑,不太容易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这件事调查的结果,可以说,从此在本质上改变了村上春树,改变了他看待世界的角度,此事之后,他所有的创作中都多多少少绕不开这个主题,即:人类是如何在自己生命中营造出这么多的乌托邦,又是如何被它所控制,从而画地为牢,作茧自缚的?
到了1Q84,他总算是终于以正面迎战的方式,对这个主题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深度挖掘,算是给自己多年的思索尽力交出了一份答卷。当然,是以他一贯的预言小说的写法,不是现实,而是如卡夫卡的《城堡》一般,先创造出一个类现实的,却非现实的世界,如同一个平行宇宙,然后在这个宇宙中自由的阐发和推演这一主题的经过与结果。
这个平行宇宙,自然是从青豆那一次被堵在高速公路上开始的,当她沿着梯子爬下去之后,我们就开始跟随她进入1Q84的世界。村上并没有解释这个乌托邦是怎么出现的,它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与真实世界无异,只不过,它把很多原本内化于人心之中的东西变的更为具象了,比如小小人,空气蛹,天吾父亲的阴魂不散,等等。
很多人在疑惑,小小人和空气蛹到底是什么,他们看起来纯真无害,甚至有点可爱,但很明确却是邪恶的化身。
我的看法是,小小人应该就是乌托邦中意识形态的具体化,他们能从空气中抽出丝来结成蛹,就像意识形态无形无影,却可以将人困在其中,空气蛹,就是无形的牢笼。而当那些空气蛹成熟之后,它们甚至能够诞生出人的子体。
这个子体,是被异化的人,是拥有你的形象,却和你完全不同的空心人,就像我们现在看到文革的一些影像会感到恐惧,仿佛那些人是行尸走肉一般,他们就像从空气蛹中诞生的傀儡,没有自我,完全受控,并沉醉其中。
从书名上,我们可以看出村上很明显的是在向乔治奥威尔的《1984》致敬,这两本书探讨的主题确实极为相近,关于乌托邦对人性的扭曲、异化、控制,所不同的是奥威尔更多聚焦于国家政治层面的描写,而村上把这一触须伸展到更多的领域之中,包括宗教、职业、甚至NGO团体之中。
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近代的社会主义,人类对本体论的幻想从未放弃过,始终是哲学探讨的中心主题。用尼采的话说,人们总是不愿意相信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就是唯一的真实的世界,人类永远重视彼岸的世界,胜过关注脚下这个真实的大地。总是更愿意将生命投身于去另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尼采说,这是一种对秩序和完美的偏执而病态的索求。
用群体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就是:人们总是渴望投身于一个更庞大的理想,一个更伟大的团体,以它的目标为目标,从而逃避追求自我价值的内在召唤,掩盖自身毫无价值的空虚的恐惧。
因此,无论有意还是无意,每个人都致力于在自己的生命中,打造一个乌托邦,把自己的生命价值附着于其上,找到满足和充实。这本身也许无可厚非,但可怕的是,有些人对乌托邦沉迷太深,并强硬的把它视为普世标准,并用它来排挤、胁迫、控制,甚至残害他人,自认为正义并且心安理得。
在1Q84里,乌托邦以各种面目出现。书的两条主线,一个是青豆,一个是天吾,他们从小就认识彼此,是同一个学校的学生。他们未曾交谈过,却在心中深埋着对彼此的深厚感情。因为,他们都同样是在乌托邦的控制下长大的,他们的感情,也是建立在对乌托邦的厌恶之上的。
天吾的爸爸,是一个在无线电视台的收费员,对他来说,他的乌托邦就是那个庞大的电视机构。作为一个小人物,他深深的为自己能够成为其中的一员而感到自豪,那份职业,就是他的理想国。他是如此陶醉于他的职业,这份职业给了他这样的小人物一份理所当然的权威,令他感到强大,于是,每个周末,当别的孩子都被父母带去游乐园玩耍的时候,他却强迫天吾和他一起去挨家挨户的收费,每一次咄咄逼人的敲门,在他看来,都是他无上光荣的明证。
青豆的处境也类似,她的父母是耶和华见证会的成员,这是一个异端团体,以禁止输血等奇特的教义闻名于世。青豆同样是一个没有童年的孩子,同样在每个周末都被父母逼迫着上街去传道,散发传单,拉人入会。
这两个孩子都同样生在一个迷恋乌托邦的家庭之中,因为家庭的特殊,他们在学校里收到排挤,被所有的同学嘲笑,没有朋友。他们不能够像正常人的孩子一样去玩乐,天真的长大。
只有在每一个周末,天吾和青豆,被各自的父母牵着从街头走过的时候,他们会心的望向对方的眼神,才是他们唯一的鼓励,那样的眼神,是他们世界里唯一的理解,唯一的光。
当青豆躲在那个房间里头躲避邪教团体的追杀时,一直有天吾的父亲的亡灵在敲门,这是一个诡异的情景,这当然不是真的。我想村上要让我们体会到的,其实是青豆内心的挣扎,她当然是痛恨乌托邦的,但同时也难以摆脱它的影响,那个即将死去的乌托邦的亡灵在回光返照,不断地骚扰和逼迫着青豆。
青豆躲在房间里的那段时光,可以理解为她躲进自己内心的自我修行。那个始终叩击她房门的声音,就是残留在她身体中的,乌托邦最后的影响力,她真正要逃避追杀的,正是这个。
所以,村上真正想写的故事,并不是什么对邪教团体的革命暗杀之类的,他真正写的是一个人如何在乌托邦的影响之下长大,又如何去勇敢的和它斗争,最后终于逃脱它的故事。他在试图用这样一本小说,探索一条可行之路,为自己而探索,也为世界而探索。
因为小说,并不只是提供给人们茶余饭后的无聊消遣,就如毕加索说:“艺术家的作品,不是为了装饰你家客厅和厕所而存在的”。小说是对现实的描摹,又不仅限于此,它更是一个现实的放大镜,凸显出社会这个身体之上的症结和肿瘤,并且不仅仅是从理论的层面来推演,而更是试图通过探索一条实践的路径,去给出这个问题的解答,因此,如果说哲学是社会的医学理论,那么小说,就是临床实践。
当青豆和天吾最终逃脱了邪教的暗杀,顺着生锈的铁梯回到现实世界的时候,他们终于摆脱了缠绕一生的乌托邦的梦魇,他们获得了人生的意义。
那意义就是脚下这个真实的大地,腹中那个真实的生命,以及他们双手紧握住对方的那种真实的温暖。
有人认为看小说的人是不务实的,而村上却说,看小说的人,才是最务实的。
通过一部好的小说,我们得以探索一种出路,得以看破世界设置的种种隐形陷阱
通过小说,我们得以经历无穷的次元世界,正如梦境能够释放了潜意识中的不良冲动,小说也有同样的作用。
宁愿在黑夜里做梦,而不要做一个梦游者。
梦醒之后,神清气爽的面对生活。
这正是读小说的意义。

多年漂泊过后,一切于是物是人非,没有什么是永垂不朽的。陆尘埃在她回故城的时候,她以为她爱的那个少年还在原地等她,这也是一直支撑她漂泊在外的缘由。奈何物是人非,沧海桑田,尘埃一直在原地,可她爱的那个男孩已经走了。
永城这座城市每条大街小巷都埋藏着尘埃的美好时光,最好的那段岁月都消散在此。所以跟现在相比才可悲,显得如今多凋零。回忆有多美好,就显得如今多冷冽。生活好像从来就不肯多款待她一些,她只想和喜爱的人儿一起在永城这座城市度过她的漫长岁月,命运的轮齿却转动,带她走向了不可回转那面,只能一路踩着冰尖走过去,留下满地的血痕。再回头一看,一切终究是不一样了。岁月无常,人心易变,尘埃才格外怀念那段青葱时光。
只望日后尘归尘,土归土,各自安好。
最爱七夕笔下的那个骆翘,重情又重义。始终不曾伤害辜负过尘埃,一个活得很洒脱的姑娘,该爱就爱,该恨就恨。在尘埃的记忆里,骆翘于她都是亮丽的,不曾褪色过。人的感情不就是这样,不带有目的地对她人好,她人自然也就回报你多少好。这么多年来,也就一个骆翘对尘埃是不离不弃,真心的了。浓烈的炽热的骆翘值得被爱。值得命运给予她的好。《长痛长爱》的每个人都活得鲜活,有生命力,一个一个都是真实的,七夕赋予了他们不同的命运,就此别过一场梦,一场生活。爱过年少轻狂的你,也恨过离弃我的你。
从此别离,不爱也不恨。莫过于从此于我你只是个陌生人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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